摘要：综合梳理新时代“人民城市”研究的现有成果，当前学界的理论关注主要集中于内涵阐释、理论溯 源与治理探索等研究方向。从内涵阐释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侧重：从“人民”概念出发阐发其与社会主 义制度的本质关联、着眼“城市”维度关注对城市历史演进的规律性认知以及立足“人民城市”概念总体 性进行内涵解读。在理论溯源方面主要关注对马克思主义城市发展思想的理论追溯、对中华优秀传统城市 建设智慧的理论凝练、对中国共产党城市建设初心的理论传承以及对西方先进城市科学理念的理论借鉴。 在治理探索上主要着眼于探讨人民城市理念与治理的内在关系、研究彰显人民城市理念的治理样态以及总 结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治理实践。未来尚需在共性特征凝练以及人民城市治理等方面深入研究。
关键词：人民城市；治理；以人民为中心
2015 年 12 月 20 日，习近平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人民管” [1]P8，“人民城市”重要理念首次出现，并在之后的多次地方考察中被反复提及。 习近平在 2017 年 2 月的北京考察时指出“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在 2018 年 6 月的山东 考察、2019 年 8 月的甘肃考察以及 2019 年 11 月的上海考察中多次强调“城市是人民的”。 在 2020 年 11 月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完整表述了人民城市重要理念， 即“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1]P39 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将这一完整表述写入报 告，提升了习近平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对于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指导地位。2023 年 5 月， 习近平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再次强调了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指出城市建设要关心人民切身 利益、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切实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在人民城市政治话语的凝练与提出之前，学界也曾对人民城市研究有所关注，但更侧重 城市规划、管理与建设视角且数量较少，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思考。伴随着人民城市理念在 政治上的重视，学者们对人民城市内涵阐释、理论溯源、治理探索等多个方向展开了理论分 析。截至 2024 年 1 月 27 日，知网收录的以“人民城市”为篇名的期刊文献共计 184 篇，综 合梳理新时代“人民城市”研究的现有成果、分析其研究脉络与理论关注，有助于进一步深 化对人民城市的理论认识、把握人民城市未来研究的方向脉搏、理解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 的实践要旨。
一、关于“人民城市”内涵的相关研究
学者们对“人民城市”内涵的思考有的侧重从“人民”概念出发阐发其与社会主义制度 的本质关联，有的着眼“城市”维度关注对城市历史演进的规律性认知，也有的立足“人民 城市”概念的总体性进行内涵解读。
（一）侧重“人民”概念的内涵阐发
一是阐发“人民”这一特殊概念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联系。刘士林[2]认为，人 民城市主要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比“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思想中对古今中外的普遍适用性，前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道路联系更密切，带有鲜明的政治属 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3]“人民”这一话语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 活和政治生活之中，一方面，党在执政理念上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一词 赋予道德上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党将执政理念落实到实践，满足人民的期待和需求，充分肯 定人民的地位和贡献，并不断通过党代会这一政治仪式空间使人民认同得到强化。[4]不断 增进和强化人民认同是保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本质基础，揭示了“人民城市”概念之“人 民”一词的深刻政治意蕴。
二是围绕“人民建”和“为人民”阐发人民城市的基本内涵。何雪松，侯秋宇[5]指出， “人民建”体现了城市的现实尺度，而“为人民”则体现了价值尺度，以“人民”为中心的 人民城市具体体现为满足“安居”之生活、“乐业”之生计、“活力”之生机三个维度的人民 需要。李渊，张明[6]深入分析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人民城市建设的思维底色，主要体 现在靠民性、属民性以及为民性及其对人民群众在人民城市建设中实践者、创造者、享有者 三重地位的彰显。彭勃[7]从三个“最”阐发了人民城市内在的人民性理论是对传统的民本 思想、现代的人本城市观的传承与超越，体现在最大限度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最基础 工作是坚守住城市治理底线、最终目标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李文刚[8]从伦理意蕴出发 阐发人民城市理念三重意蕴表征，即追求人本价值、空间正义和人民幸福。
（二）着眼“城市”维度的内涵认知
一是着眼城市的本质属性，认为“从城市走向人民城市是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人 类走向和拥抱城市生活的价值所在。”[9]城市的出现是人口和生产要素空间聚集的结果，“在 城市成为人类永久性固定居住地之前，它最初只是古人类的聚会地点。” [10]亚里士多德曾 指出，城市体现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长期以来，城市被理解为与乡村相对立的存在， 尤其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城市化更是因其带来的各种城市问题成为被批判的对象。[11]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探索、芒福德认为城市是人类文化进化的重要 介质等研究体现了对城市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本质属性之复归的理论关照。
二是立足城市的功能，认为城市的出现与发展是人类自我需要的现实延伸。中国古代 “城”与“市”的发展经历了从分离到简单结合再到完全融合的演变[12]。早期的“城”更 多是出于“守民”“避敌”等防御性需要，而早期的“市”主要指用来交易的临时性场所， 与“城”相分离。春秋战国至隋唐时期，城中普遍设市，但大多实行较为严格的时间与空间 限制，处于城与市简单结合状态。宋以后，伴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城市的数量、 规模、结构与功能产生了新的需求，城内“市”的发展突破了坊市制度的限制，而城外也开 始出现城郊“草市”，“实现了城与市的完全融合，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城市。” [12]
三是从城市相关的话语嬗变来看，其意义和指向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宏观实践，如近代以 来“城市”一词经历了从革命、建设到改革的语境转变。在《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大城 市”一词多次出现，全文（包括注释）共 60 处，早期的论述多见于批判语境，如批判“享 乐主义” [13]P93、批判“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 [13]P94、批判“学北伐战争的长驱直进和夺 取大城市”的冒进策略[13]P172、回应李立三路线时期有人对“打拳战术”的讥笑[13]P234等。此外，“城市”一词也常搭配“小资产阶级”，共出现 59 处，强调其是革命的动力之一， 同时指出需要用“教育”的方法帮助其克服阶级局限性。这些话语充分体现了“城市”一词 内含的革命色彩。《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中的相关话语显示城市工作开始得到广泛重视，“城 市”一词逐渐有了建设语境。如“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 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14]邓小平也重视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工作，“在管理城市和建 设城市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我们还只有一些零碎的经验，还没有系统的经验” [15]P173，强 调要“集中力量，创造典型，积累经验，然后普及” [15]P183，“城市”一词逐渐内含改革意 蕴。
（三）重视“人民城市”总体性的内涵解读
如果说从“人民”视角和“城市”维度来阐释人民城市内涵，深刻揭示了其内在的政治 意蕴与历史意蕴，那么从总体性来解读“人民城市”内涵则阐释了其深厚的辩证法底蕴。“总 体性”（totality）属于西方哲学史范畴，最早出现于黑格尔的著作，主要指包罗万象的“绝 对精神”，如《精神现象学》序言中提到的“真理是整体”。马克思将其融入唯物史观来总体 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里把总体性视为辩证法最根本的东西， 强调“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 [16]
有学者认为，相比《国家“十三五”规划发展纲要》中曾提出的建设绿色、智慧、创新、 人文、紧凑等新型城市，人民城市更能凸显“中国特色”，进一步阐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城市“依靠谁、为了谁”的本质属性，是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重大理论命题，是中国共 产党的宗旨、初心和使命在城市建设思想中的彰显，“为城市现代化建设赋予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灵魂。” [2]
也有学者认为，从总体性角度来理解，相比“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等 行政管理概念、“节约型城市”“韧性城市”等学术概念以及“绿色智慧城市”等学科交叉融 合的组合型概念，“人民城市”立足顶层设计为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锚定方向，更能发挥 凝聚共识的作用，凸显了国家层面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话语转变，“不仅对国内各大城市 的发展起到举旗定向的作用，也为世界各国的城市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17]
二、关于“人民城市”理论渊源的相关研究
当前学界关于“人民城市”理论渊源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一是对马克思主 义城市发展思想的理论追溯；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城市建设智慧的理论凝练；三是对中国共 产党城市建设初心的理论传承；四是对西方先进城市科学理念的理论借鉴。
（一）对马克思主义城市发展思想的理论追溯
1.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产生与发展的唯物史观阐释
首先，城市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最初的部落所有制阶 段，“分工还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结构只 限于家庭的扩大”[18]P521，伴随着分工的发达，“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 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 [18]P520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18]P521 可以看作是古代的起点，“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18]P522， 在这一封建所有制阶段，农业的分工受土地的小块耕作限制主要以家庭工业为主，工业中各 手工业内部以及互相之间的分工也都很少。后来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 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 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 [18]P565
其次，要辩证看待现代大工业城市。一方面，现代大工业城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 的基本空间形式，要充分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刘士林[2]指出， 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快速推进了现代城市化进程，但资本主义城市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不可 调和的矛盾，虽然资本主义城市创造了现代工业文明和巨大财富，但并没有给工人阶级带来 真正的解放，而是带来扭曲、异化的生活。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现代大工业城市作为城 市历史发展阶段的一环也有其进步意义。龚晓莺，严宇珺[19]指出，马克思认为一定程度上 城市是文明水平的象征，对大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
最后，城乡对立作为阶级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未来的城市发展方向应“消灭城乡之间 的对立”[18]P557。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曾设想人类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结合城 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颇和缺点。” [20]这种“消灭城乡融合”的未来设 想十分具有预见性，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必须基于变化的眼光，即唯物主义的看 法以及生产力不断发展这一判断来看待城市兴起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功能。” [19]
2.列宁关于城市-人民关系的重要论述
列宁看到了俄国城市的历史进步性。在农奴制改革之前，工人和农民对于自身所遭受的 苦难并没有本质的认识，工业化城市的发展带来了人口和汇集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为无 产阶级革命团结了有生力量。但同时，他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俄国城市问题，不 仅体现在对城市无产阶级的无尽剥削和压迫，让他们的生活愈发贫困，也体现在对农村的剥 削上，使得农村优质劳动力减少、农村附属地位强化以及农业商业化带来农业竞争、农业市 场和居民的分化。
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城市建设方面第一次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 城市-人民的敌对关系，让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城市文明由人民所共享，将以前属于统治阶 级独享的歌剧院、广场、宫殿等开放给人民共同使用，让人民成为城市的主人，让城市建设 不再是仅仅迎合少部分人的需要，而是不断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 念不动摇，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记在心头，尽可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成果， 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理念相契合。” [21]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苏联城市建设实践，首次将城市和人民紧密相连，一定程度 上“可以看作是人民城市最初的形态。”[2]同时，刘士林指出，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曲折性， 苏联的人民城市建设过于依赖计划经济和军事管理体制，未能回答好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城 市建设如何继续满足人民物质精神需要的问题，不过“这是社会主义城市走过的一段曲折历 程，而不是对人民城市这个人类最光辉的城市理念和理想的否定。” [2]
（二）对中华优秀传统城市建设智慧的理论凝练
一是中华传统城市建设内蕴“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刘洋在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 论述生成的理论逻辑研究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城市理论以及中华传统城市建设智慧是人 民城市重要理念生成的理论逻辑，其中“中华传统城市建设智慧深藏着城市发展为民服务的 重要经验，内含文化筑城、山水绕城、依律治城等原则。” [22]“山水”绕城正是“天人合 一”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彰显了尊重自然、融入自然、崇尚自然的文化底色。早在远古时 期，我们的祖先就形成了“山水聚落”的理念，之后的数千年文明演进中，城市建设也一直 秉持着尊崇自然山水的理念。“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造就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思想的突 出特点就是‘要顺之以天理”，追求与天同源、同构，与自然和谐统一。” [23]
二是中华传统城市建设体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理念。在城市功能拓展上考 虑民之所需。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候，防御功能为主要，此时尚有“筑城以卫君，造 廓以守民”的城廓之分，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经济功能上升，春秋时期管仲曾提出按 照职业划分城市布局空间的思想，“突破封建礼制的束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具有革命 性的。” [23]此外，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重视防灾减灾，体现以民为贵。管仲在《度地》 中将自然灾害划分为水、旱、风雾雹霜、厉、虫五害，并指出水害最大，城市建设从选址到 堤防、排水系统建设、管理、监督等方面都要充分考虑防洪需要。[23]
（三）对中国共产党城市建设初心的理论传承
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是对中国共产党城市建设初心使命的理论传承。刘士林[24]将新中国 城市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头 30 年，以政治型城市化为主要特 征，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中国城市由少数人主宰转变为城市为人民服务，明确了 城市的人民属性。第二阶段是 1978 年—2005 年，前一阶段的政治型城市化有助于巩固人民 政权、减轻经济压力、保持社会稳定，但同时也损害了现代城市的经济功能，制约了经济发 展与生产力解放，第二阶段着力破解对苏联城市发展模式的机械学习后遗症，通过改革计划 经济以及人口管理制度，形成了经济型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满足人民的物质精神需要。第三 阶段开始的标志是 2005 年建设部对“国际化大都市”的批评以及对“宜居城市”的提倡。 经济型城市化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的改革开放，使得城市的商业服务功能 全面复兴、城市建制与人口迅速扩张，但这种以发展工业经济为主题的城市化模式同样也有 其问题，对城市生活方式喝文化生态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伴随着对宜居城市的提倡，我国 城市建设遵循“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重视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创造性呈现。党的十八大以 来，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提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的 实践指向，是在新的形势下对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承继与发展。
（四）对西方先进城市科学理念的理论借鉴
一是西方城市社会学的“再政治化”趋势。刘士林[2]立足城市科学的一般规律，指出 不能把政治制度与城市建设二者割裂开来。一是在理论层面，城市的产生都并非单纯的人口 空间集聚或者纯粹的经济地理问题。中国经济史学家对城市的分类有“开封型”以及“苏杭型”，前者则是以政治功能为主的城市。韦伯对城市的分类虽然主要立足经济角度，从消费 者、生产者、商人不同经济活动划分城市，但同样也认为，在谈及“城市”概念时，并非仅 仅涉及经济范畴，还需要考虑“城市的经济政策”“城市政府”等政治范畴。二是从城市史 层面，城市以政治功能为主还是以经济功能为主是随历史变化而变化的。相比传统城市科学 注重“人口论”，新城市社会学更注重政治经济学，认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城市 具有根本性作用和决定性影响，呈现出从“去政治化”转变为“再政治化”的新趋势。因此， 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提出是对城市发展过分强调经济属性而忽略政治属性的纠偏。
二是西方学者对近代大工业城市畸形发展的人文主义批判。李文刚[8]认为，托马斯 ·莫 尔曾在理论上建构出一个充满理想化色彩和人文主义精神的“乌托邦”城市模型，作为空想 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莫尔的乌托邦构想正是出于对阶级压迫和资本弊病的批判，虽然具有 空想性质，但其中人城和谐互动的价值理念，为后人锚定了城市发展的人文主义方向。相比 莫尔的空想，埃比尼泽 ·霍华德则通过他的“田园城市”理论，尝试将充满人文主义关怀的 城市建设落到现实，指出要从人类自身的本质出发去设计城市，城市的土地属于人民、土地 的收益支配要确保人民的利益、城市建筑设计在符合标准的同时也要兼顾个人兴趣爱好、统 筹城市和乡村等等，“他的‘田园城市’理念已经超出单纯的城市规划范畴，具有鲜明的社 会改革意味。” [8]帕特里克 ·格迪斯立足生态视角，认为城市是以人为中心的有机体，生态 城市兼具技术、城市和人文精神。刘易斯 ·芒福德是人文主义城市理论的集大成者，他融合 了田园城市与生态城市的城市思想，更重视文化在人文主义城市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三、关于“人民城市”治理的相关研究
“人民城市”概念的出场语境离不开城市化与现代化在当代的现实发展，“在现代社会， 城市是国家治理的战略空间和要素，城市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11]因此，学者们除了关注“人民城市”的内涵阐释和理论溯源研究，还将更多 的研究关注倾注到人民城市理念与治理的内在关系、呈现样态与治理实践上。
（一）人民城市理念与治理的内在关系
一是城市作为国家治理的战略空间，人民城市理念与推动国家治理走向善治具有内在同 构性。宋道雷[11]指出，城市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发展历程，到了 19 世 纪末 20 世纪初，以霍华德以及之后的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城市理论研究从理论上为城市推 动国家发展提供论证，以斯蒂芬斯为代表的媒体界推动的“扒粪运动”助推了城市良性化治 理，此外，工业化发展以及技术进步也为城市善治提供了软硬件支撑。人民城市理念强调人 民至上，重视人的发展，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具有本质联系。
二是破解当前城市治理的阻滞、障碍与风险需要践行价值、制度和工具有机统一的人民 城市治理。[9]人民城市治理在治理基础、治理主体以及治理目标上体现了人民性的价值取 向，在制度层面相对乡村治理更凸显对规则化的重视，在技术层面更重视治理工具的创新运 用。当前城市发展仍然存在南北差距、空间排斥以及城市贫困等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反 映了城市治理在价值-制度-工具统一性上的割裂，需要在价值重塑、制度建设、工具创新上不断强化人民城市理念，推进城市治理良性发展。
三是人民城市未来发展要与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结合。 [2]一方面，治 理的“多元主体”本质决定了其统治机制并非来自政府的权威和制裁，而是尊重人民群众利 益，开展多元主体的共商共治共享。[25]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城市的重要论述， 为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人民城市的实质是人民主权与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辩证统一。” [26]从实践逻辑来看，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以及坚定维护党的领导的政治方向。
（二）彰显人民城市理念的治理样态
一是彰显人民主体地位的协商治理样态。首先，协商治理彰显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城 市实践要求。人民城市理念的提出赋予了中国城市治理人民性、有效性以及参与性等多重属 性，对城市治理的要求也突破单一治理形态，走向主体复合、服务复合、流程复合等复合治 理样态。[27]协商治理通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系列制度设计保障人民对城市公共事务的 有序参与，让城市发展真正惠及人民，切实保证人民可以当好城市发展的家、做好城市治理 的主。其次，协商治理体现了对人民多元化利益诉求的重视，是有效凝聚人民城市建设广泛 共识的治理方式。在人民城市建设各环节中嵌入协商民主，“能为社会各个阶层参与城市建 设、共享城市建设成果提供一个基本方式，真正做到让最广大人民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来。” [26]最后，协商治理有助于调动人民的治理积极性，为人民城市建设注入前进动力。传统的 政府全能治理模式让民众逐渐习惯了一切都听从“大家长”的指挥，缺乏对民主生活的日常 参与，因而对城市发展具体是如何进行规划、有哪些制度安排、可能会面临什么风险挑战等 问题很少有清晰的认知，而政府面临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也很难通过唱独角戏来解决 治理难题。
二是彰显城市发展方向的新型城镇化样态。狭义上的城镇化主要指以县城为中心的城镇 化，凸显了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不过官方话语中常出现的城镇化概念 要从广义上去理解，其内在包含了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以及以国际大都市为中心的都 市化。 [24]P70 建国以来，我国经历了十四个五年规划，中国特色城市发展经历了从摸索前 进到逐步定型再到日臻成熟的历史演变。[28]“一五”到“四五”时期，城市发展处于摸索 前进状态，发展方针经历了“项目带动，自由迁徙，稳步前进”到“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再到“控制大城市规模，搞小城市”的转变。“五五”至“十一五”时期，中国特色城 市发展方针逐步定型，逐渐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积极稳妥发展方针。 “十三五”以来，中国特色城市发展方针日臻成熟，擘画了“新型城镇化”宏伟蓝图。相比 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新型城镇化更注重人文内涵，“以人文智慧引领智慧城市规 划与建设，是推进其健康发展的核心战略。” [24]P81
（三）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治理实践
首先是聚焦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研究人民城市治理的实践指向。刘吕红、李绍军[29] 在系统梳理习近平关于城市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根基、理论基础、文化滋养以及理念借鉴基础上全面总结了其八个方面的思想内涵，指出要强化依法治市、精细管理、智能管理的治理 实践。赵萌琪、孟凡坤[30]聚焦习近平关于城市治理的重要论述指出其人民城市的价值取向 以及着眼首都、基层社区和超特大城市的关键场域、以智慧城市引领城市治理的道路指向、 城市作为高品质生活空间的内在要求等实践路径。魏崇辉[17]在梳理“人民城市”的生成逻 辑基础上总结其以人为核心的价值性、治理实践的系统性以及宜居、韧性与智慧的方向性等 实践旨归。
其次是基于人民城市理念的城市治理实践经验总结。何艳玲在《人民城市之路》一书中， 以成都的治理实践为样本，挖掘其典型做法与深层机理，成都方案将建设“生活城市”作为 对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积极回应，“不仅提供了城市让人民生活更美好的实践方法和实现机 制，更揭示了转型中国突破统一与活力之间根本性张力的治理之道。” [31]程鹏、李健[32] 聚焦上海实践探索在人民城市建设中放大中心辐射作用的理论内涵、分析框架以及典型案 例，并提出回应差异化诉求、聚焦功能优化、塑造城市新地标、发挥文化软实力以及建立区 域协同发展机制等策略建议。魏崇辉[26]总结了不同城市结合自身特点探索人民城市实践的 普遍性经验成效，即巩固党领导的权威、凝聚广泛共识以及筑牢法治保障。
最后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具体治理实践探索。 一是着眼城市公共空间的具体治理实 践，如基于法治化逻辑的城市治理的空间正义研究（李如海、李胜利，2021）、城市社区构 建“共享感”的环境治理（杨君、张煜、蒋佳妮，2022）以及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价值生成 （刘悦美、朱志伟，2023）等。二是聚焦上海的“人民城市”建设实践，如上海人民城市的 形象构筑与传播（唐俊、张延利 2022；曹晓华，2023；徐剑有、钱烨夫，2023 等）、上海滨 水空间更新、15 分钟社区生活圈打造、参与式社区规划、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与科技赋能等。
四、结语
基于以上梳理，当前学界对“人民城市”的理论关注主要集中于内涵阐释、理论溯源与 治理探索等研究方向，形成了对人民城市理念的生成逻辑、本质内涵、理论渊源、价值意蕴、 实践指向等较为全面且深入的探索。不过由于官方话语对“人民城市”理念的阐发较多集中 于上海这一空间场域，从发文机构来看，知网以“人民城市”为篇名的 161 篇期刊文献中， 发文排名前 10 的机构中有 8 个位于上海，这一现象说明“人民城市”理念尚需要进一步扩 大研究关注。而从治理探索来看，现有涉及人民城市治理的相关研究尚缺乏对人民城市发展 共性特征的凝练以及运用人民城市理念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策略探讨。未来尚需在共性特 征凝练以及人民城市治理等方面深入研究。
关键词：人民城市；治理；以人民为中心
2015 年 12 月 20 日，习近平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人民管” [1]P8，“人民城市”重要理念首次出现，并在之后的多次地方考察中被反复提及。 习近平在 2017 年 2 月的北京考察时指出“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在 2018 年 6 月的山东 考察、2019 年 8 月的甘肃考察以及 2019 年 11 月的上海考察中多次强调“城市是人民的”。 在 2020 年 11 月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完整表述了人民城市重要理念， 即“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1]P39 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将这一完整表述写入报 告，提升了习近平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对于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指导地位。2023 年 5 月， 习近平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再次强调了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指出城市建设要关心人民切身 利益、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切实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在人民城市政治话语的凝练与提出之前，学界也曾对人民城市研究有所关注，但更侧重 城市规划、管理与建设视角且数量较少，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思考。伴随着人民城市理念在 政治上的重视，学者们对人民城市内涵阐释、理论溯源、治理探索等多个方向展开了理论分 析。截至 2024 年 1 月 27 日，知网收录的以“人民城市”为篇名的期刊文献共计 184 篇，综 合梳理新时代“人民城市”研究的现有成果、分析其研究脉络与理论关注，有助于进一步深 化对人民城市的理论认识、把握人民城市未来研究的方向脉搏、理解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 的实践要旨。
一、关于“人民城市”内涵的相关研究
学者们对“人民城市”内涵的思考有的侧重从“人民”概念出发阐发其与社会主义制度 的本质关联，有的着眼“城市”维度关注对城市历史演进的规律性认知，也有的立足“人民 城市”概念的总体性进行内涵解读。
（一）侧重“人民”概念的内涵阐发
一是阐发“人民”这一特殊概念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联系。刘士林[2]认为，人 民城市主要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比“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思想中对古今中外的普遍适用性，前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道路联系更密切，带有鲜明的政治属 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3]“人民”这一话语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 活和政治生活之中，一方面，党在执政理念上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一词 赋予道德上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党将执政理念落实到实践，满足人民的期待和需求，充分肯 定人民的地位和贡献，并不断通过党代会这一政治仪式空间使人民认同得到强化。[4]不断 增进和强化人民认同是保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本质基础，揭示了“人民城市”概念之“人 民”一词的深刻政治意蕴。
二是围绕“人民建”和“为人民”阐发人民城市的基本内涵。何雪松，侯秋宇[5]指出， “人民建”体现了城市的现实尺度，而“为人民”则体现了价值尺度，以“人民”为中心的 人民城市具体体现为满足“安居”之生活、“乐业”之生计、“活力”之生机三个维度的人民 需要。李渊，张明[6]深入分析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人民城市建设的思维底色，主要体 现在靠民性、属民性以及为民性及其对人民群众在人民城市建设中实践者、创造者、享有者 三重地位的彰显。彭勃[7]从三个“最”阐发了人民城市内在的人民性理论是对传统的民本 思想、现代的人本城市观的传承与超越，体现在最大限度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最基础 工作是坚守住城市治理底线、最终目标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李文刚[8]从伦理意蕴出发 阐发人民城市理念三重意蕴表征，即追求人本价值、空间正义和人民幸福。
（二）着眼“城市”维度的内涵认知
一是着眼城市的本质属性，认为“从城市走向人民城市是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人 类走向和拥抱城市生活的价值所在。”[9]城市的出现是人口和生产要素空间聚集的结果，“在 城市成为人类永久性固定居住地之前，它最初只是古人类的聚会地点。” [10]亚里士多德曾 指出，城市体现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长期以来，城市被理解为与乡村相对立的存在， 尤其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城市化更是因其带来的各种城市问题成为被批判的对象。[11]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探索、芒福德认为城市是人类文化进化的重要 介质等研究体现了对城市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本质属性之复归的理论关照。
二是立足城市的功能，认为城市的出现与发展是人类自我需要的现实延伸。中国古代 “城”与“市”的发展经历了从分离到简单结合再到完全融合的演变[12]。早期的“城”更 多是出于“守民”“避敌”等防御性需要，而早期的“市”主要指用来交易的临时性场所， 与“城”相分离。春秋战国至隋唐时期，城中普遍设市，但大多实行较为严格的时间与空间 限制，处于城与市简单结合状态。宋以后，伴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城市的数量、 规模、结构与功能产生了新的需求，城内“市”的发展突破了坊市制度的限制，而城外也开 始出现城郊“草市”，“实现了城与市的完全融合，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城市。” [12]
三是从城市相关的话语嬗变来看，其意义和指向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宏观实践，如近代以 来“城市”一词经历了从革命、建设到改革的语境转变。在《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大城 市”一词多次出现，全文（包括注释）共 60 处，早期的论述多见于批判语境，如批判“享 乐主义” [13]P93、批判“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 [13]P94、批判“学北伐战争的长驱直进和夺 取大城市”的冒进策略[13]P172、回应李立三路线时期有人对“打拳战术”的讥笑[13]P234等。此外，“城市”一词也常搭配“小资产阶级”，共出现 59 处，强调其是革命的动力之一， 同时指出需要用“教育”的方法帮助其克服阶级局限性。这些话语充分体现了“城市”一词 内含的革命色彩。《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中的相关话语显示城市工作开始得到广泛重视，“城 市”一词逐渐有了建设语境。如“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 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14]邓小平也重视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工作，“在管理城市和建 设城市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我们还只有一些零碎的经验，还没有系统的经验” [15]P173，强 调要“集中力量，创造典型，积累经验，然后普及” [15]P183，“城市”一词逐渐内含改革意 蕴。
（三）重视“人民城市”总体性的内涵解读
如果说从“人民”视角和“城市”维度来阐释人民城市内涵，深刻揭示了其内在的政治 意蕴与历史意蕴，那么从总体性来解读“人民城市”内涵则阐释了其深厚的辩证法底蕴。“总 体性”（totality）属于西方哲学史范畴，最早出现于黑格尔的著作，主要指包罗万象的“绝 对精神”，如《精神现象学》序言中提到的“真理是整体”。马克思将其融入唯物史观来总体 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里把总体性视为辩证法最根本的东西， 强调“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 [16]
有学者认为，相比《国家“十三五”规划发展纲要》中曾提出的建设绿色、智慧、创新、 人文、紧凑等新型城市，人民城市更能凸显“中国特色”，进一步阐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城市“依靠谁、为了谁”的本质属性，是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重大理论命题，是中国共 产党的宗旨、初心和使命在城市建设思想中的彰显，“为城市现代化建设赋予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灵魂。” [2]
也有学者认为，从总体性角度来理解，相比“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等 行政管理概念、“节约型城市”“韧性城市”等学术概念以及“绿色智慧城市”等学科交叉融 合的组合型概念，“人民城市”立足顶层设计为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锚定方向，更能发挥 凝聚共识的作用，凸显了国家层面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话语转变，“不仅对国内各大城市 的发展起到举旗定向的作用，也为世界各国的城市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17]
二、关于“人民城市”理论渊源的相关研究
当前学界关于“人民城市”理论渊源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一是对马克思主 义城市发展思想的理论追溯；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城市建设智慧的理论凝练；三是对中国共 产党城市建设初心的理论传承；四是对西方先进城市科学理念的理论借鉴。
（一）对马克思主义城市发展思想的理论追溯
1.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产生与发展的唯物史观阐释
首先，城市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最初的部落所有制阶 段，“分工还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结构只 限于家庭的扩大”[18]P521，伴随着分工的发达，“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 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 [18]P520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18]P521 可以看作是古代的起点，“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18]P522， 在这一封建所有制阶段，农业的分工受土地的小块耕作限制主要以家庭工业为主，工业中各 手工业内部以及互相之间的分工也都很少。后来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 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 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 [18]P565
其次，要辩证看待现代大工业城市。一方面，现代大工业城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 的基本空间形式，要充分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刘士林[2]指出， 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快速推进了现代城市化进程，但资本主义城市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不可 调和的矛盾，虽然资本主义城市创造了现代工业文明和巨大财富，但并没有给工人阶级带来 真正的解放，而是带来扭曲、异化的生活。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现代大工业城市作为城 市历史发展阶段的一环也有其进步意义。龚晓莺，严宇珺[19]指出，马克思认为一定程度上 城市是文明水平的象征，对大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
最后，城乡对立作为阶级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未来的城市发展方向应“消灭城乡之间 的对立”[18]P557。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曾设想人类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结合城 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颇和缺点。” [20]这种“消灭城乡融合”的未来设 想十分具有预见性，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必须基于变化的眼光，即唯物主义的看 法以及生产力不断发展这一判断来看待城市兴起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功能。” [19]
2.列宁关于城市-人民关系的重要论述
列宁看到了俄国城市的历史进步性。在农奴制改革之前，工人和农民对于自身所遭受的 苦难并没有本质的认识，工业化城市的发展带来了人口和汇集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为无 产阶级革命团结了有生力量。但同时，他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俄国城市问题，不 仅体现在对城市无产阶级的无尽剥削和压迫，让他们的生活愈发贫困，也体现在对农村的剥 削上，使得农村优质劳动力减少、农村附属地位强化以及农业商业化带来农业竞争、农业市 场和居民的分化。
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城市建设方面第一次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 城市-人民的敌对关系，让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城市文明由人民所共享，将以前属于统治阶 级独享的歌剧院、广场、宫殿等开放给人民共同使用，让人民成为城市的主人，让城市建设 不再是仅仅迎合少部分人的需要，而是不断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 念不动摇，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记在心头，尽可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成果， 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理念相契合。” [21]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苏联城市建设实践，首次将城市和人民紧密相连，一定程度 上“可以看作是人民城市最初的形态。”[2]同时，刘士林指出，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曲折性， 苏联的人民城市建设过于依赖计划经济和军事管理体制，未能回答好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城 市建设如何继续满足人民物质精神需要的问题，不过“这是社会主义城市走过的一段曲折历 程，而不是对人民城市这个人类最光辉的城市理念和理想的否定。” [2]
（二）对中华优秀传统城市建设智慧的理论凝练
一是中华传统城市建设内蕴“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刘洋在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 论述生成的理论逻辑研究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城市理论以及中华传统城市建设智慧是人 民城市重要理念生成的理论逻辑，其中“中华传统城市建设智慧深藏着城市发展为民服务的 重要经验，内含文化筑城、山水绕城、依律治城等原则。” [22]“山水”绕城正是“天人合 一”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彰显了尊重自然、融入自然、崇尚自然的文化底色。早在远古时 期，我们的祖先就形成了“山水聚落”的理念，之后的数千年文明演进中，城市建设也一直 秉持着尊崇自然山水的理念。“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造就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思想的突 出特点就是‘要顺之以天理”，追求与天同源、同构，与自然和谐统一。” [23]
二是中华传统城市建设体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理念。在城市功能拓展上考 虑民之所需。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候，防御功能为主要，此时尚有“筑城以卫君，造 廓以守民”的城廓之分，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经济功能上升，春秋时期管仲曾提出按 照职业划分城市布局空间的思想，“突破封建礼制的束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具有革命 性的。” [23]此外，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重视防灾减灾，体现以民为贵。管仲在《度地》 中将自然灾害划分为水、旱、风雾雹霜、厉、虫五害，并指出水害最大，城市建设从选址到 堤防、排水系统建设、管理、监督等方面都要充分考虑防洪需要。[23]
（三）对中国共产党城市建设初心的理论传承
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是对中国共产党城市建设初心使命的理论传承。刘士林[24]将新中国 城市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头 30 年，以政治型城市化为主要特 征，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中国城市由少数人主宰转变为城市为人民服务，明确了 城市的人民属性。第二阶段是 1978 年—2005 年，前一阶段的政治型城市化有助于巩固人民 政权、减轻经济压力、保持社会稳定，但同时也损害了现代城市的经济功能，制约了经济发 展与生产力解放，第二阶段着力破解对苏联城市发展模式的机械学习后遗症，通过改革计划 经济以及人口管理制度，形成了经济型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满足人民的物质精神需要。第三 阶段开始的标志是 2005 年建设部对“国际化大都市”的批评以及对“宜居城市”的提倡。 经济型城市化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的改革开放，使得城市的商业服务功能 全面复兴、城市建制与人口迅速扩张，但这种以发展工业经济为主题的城市化模式同样也有 其问题，对城市生活方式喝文化生态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伴随着对宜居城市的提倡，我国 城市建设遵循“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重视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创造性呈现。党的十八大以 来，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提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的 实践指向，是在新的形势下对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承继与发展。
（四）对西方先进城市科学理念的理论借鉴
一是西方城市社会学的“再政治化”趋势。刘士林[2]立足城市科学的一般规律，指出 不能把政治制度与城市建设二者割裂开来。一是在理论层面，城市的产生都并非单纯的人口 空间集聚或者纯粹的经济地理问题。中国经济史学家对城市的分类有“开封型”以及“苏杭型”，前者则是以政治功能为主的城市。韦伯对城市的分类虽然主要立足经济角度，从消费 者、生产者、商人不同经济活动划分城市，但同样也认为，在谈及“城市”概念时，并非仅 仅涉及经济范畴，还需要考虑“城市的经济政策”“城市政府”等政治范畴。二是从城市史 层面，城市以政治功能为主还是以经济功能为主是随历史变化而变化的。相比传统城市科学 注重“人口论”，新城市社会学更注重政治经济学，认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城市 具有根本性作用和决定性影响，呈现出从“去政治化”转变为“再政治化”的新趋势。因此， 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提出是对城市发展过分强调经济属性而忽略政治属性的纠偏。
二是西方学者对近代大工业城市畸形发展的人文主义批判。李文刚[8]认为，托马斯 ·莫 尔曾在理论上建构出一个充满理想化色彩和人文主义精神的“乌托邦”城市模型，作为空想 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莫尔的乌托邦构想正是出于对阶级压迫和资本弊病的批判，虽然具有 空想性质，但其中人城和谐互动的价值理念，为后人锚定了城市发展的人文主义方向。相比 莫尔的空想，埃比尼泽 ·霍华德则通过他的“田园城市”理论，尝试将充满人文主义关怀的 城市建设落到现实，指出要从人类自身的本质出发去设计城市，城市的土地属于人民、土地 的收益支配要确保人民的利益、城市建筑设计在符合标准的同时也要兼顾个人兴趣爱好、统 筹城市和乡村等等，“他的‘田园城市’理念已经超出单纯的城市规划范畴，具有鲜明的社 会改革意味。” [8]帕特里克 ·格迪斯立足生态视角，认为城市是以人为中心的有机体，生态 城市兼具技术、城市和人文精神。刘易斯 ·芒福德是人文主义城市理论的集大成者，他融合 了田园城市与生态城市的城市思想，更重视文化在人文主义城市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三、关于“人民城市”治理的相关研究
“人民城市”概念的出场语境离不开城市化与现代化在当代的现实发展，“在现代社会， 城市是国家治理的战略空间和要素，城市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11]因此，学者们除了关注“人民城市”的内涵阐释和理论溯源研究，还将更多 的研究关注倾注到人民城市理念与治理的内在关系、呈现样态与治理实践上。
（一）人民城市理念与治理的内在关系
一是城市作为国家治理的战略空间，人民城市理念与推动国家治理走向善治具有内在同 构性。宋道雷[11]指出，城市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发展历程，到了 19 世 纪末 20 世纪初，以霍华德以及之后的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城市理论研究从理论上为城市推 动国家发展提供论证，以斯蒂芬斯为代表的媒体界推动的“扒粪运动”助推了城市良性化治 理，此外，工业化发展以及技术进步也为城市善治提供了软硬件支撑。人民城市理念强调人 民至上，重视人的发展，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具有本质联系。
二是破解当前城市治理的阻滞、障碍与风险需要践行价值、制度和工具有机统一的人民 城市治理。[9]人民城市治理在治理基础、治理主体以及治理目标上体现了人民性的价值取 向，在制度层面相对乡村治理更凸显对规则化的重视，在技术层面更重视治理工具的创新运 用。当前城市发展仍然存在南北差距、空间排斥以及城市贫困等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反 映了城市治理在价值-制度-工具统一性上的割裂，需要在价值重塑、制度建设、工具创新上不断强化人民城市理念，推进城市治理良性发展。
三是人民城市未来发展要与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结合。 [2]一方面，治 理的“多元主体”本质决定了其统治机制并非来自政府的权威和制裁，而是尊重人民群众利 益，开展多元主体的共商共治共享。[25]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城市的重要论述， 为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人民城市的实质是人民主权与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辩证统一。” [26]从实践逻辑来看，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以及坚定维护党的领导的政治方向。
（二）彰显人民城市理念的治理样态
一是彰显人民主体地位的协商治理样态。首先，协商治理彰显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城 市实践要求。人民城市理念的提出赋予了中国城市治理人民性、有效性以及参与性等多重属 性，对城市治理的要求也突破单一治理形态，走向主体复合、服务复合、流程复合等复合治 理样态。[27]协商治理通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系列制度设计保障人民对城市公共事务的 有序参与，让城市发展真正惠及人民，切实保证人民可以当好城市发展的家、做好城市治理 的主。其次，协商治理体现了对人民多元化利益诉求的重视，是有效凝聚人民城市建设广泛 共识的治理方式。在人民城市建设各环节中嵌入协商民主，“能为社会各个阶层参与城市建 设、共享城市建设成果提供一个基本方式，真正做到让最广大人民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来。” [26]最后，协商治理有助于调动人民的治理积极性，为人民城市建设注入前进动力。传统的 政府全能治理模式让民众逐渐习惯了一切都听从“大家长”的指挥，缺乏对民主生活的日常 参与，因而对城市发展具体是如何进行规划、有哪些制度安排、可能会面临什么风险挑战等 问题很少有清晰的认知，而政府面临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也很难通过唱独角戏来解决 治理难题。
二是彰显城市发展方向的新型城镇化样态。狭义上的城镇化主要指以县城为中心的城镇 化，凸显了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不过官方话语中常出现的城镇化概念 要从广义上去理解，其内在包含了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以及以国际大都市为中心的都 市化。 [24]P70 建国以来，我国经历了十四个五年规划，中国特色城市发展经历了从摸索前 进到逐步定型再到日臻成熟的历史演变。[28]“一五”到“四五”时期，城市发展处于摸索 前进状态，发展方针经历了“项目带动，自由迁徙，稳步前进”到“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再到“控制大城市规模，搞小城市”的转变。“五五”至“十一五”时期，中国特色城 市发展方针逐步定型，逐渐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积极稳妥发展方针。 “十三五”以来，中国特色城市发展方针日臻成熟，擘画了“新型城镇化”宏伟蓝图。相比 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新型城镇化更注重人文内涵，“以人文智慧引领智慧城市规 划与建设，是推进其健康发展的核心战略。” [24]P81
（三）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治理实践
首先是聚焦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研究人民城市治理的实践指向。刘吕红、李绍军[29] 在系统梳理习近平关于城市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根基、理论基础、文化滋养以及理念借鉴基础上全面总结了其八个方面的思想内涵，指出要强化依法治市、精细管理、智能管理的治理 实践。赵萌琪、孟凡坤[30]聚焦习近平关于城市治理的重要论述指出其人民城市的价值取向 以及着眼首都、基层社区和超特大城市的关键场域、以智慧城市引领城市治理的道路指向、 城市作为高品质生活空间的内在要求等实践路径。魏崇辉[17]在梳理“人民城市”的生成逻 辑基础上总结其以人为核心的价值性、治理实践的系统性以及宜居、韧性与智慧的方向性等 实践旨归。
其次是基于人民城市理念的城市治理实践经验总结。何艳玲在《人民城市之路》一书中， 以成都的治理实践为样本，挖掘其典型做法与深层机理，成都方案将建设“生活城市”作为 对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积极回应，“不仅提供了城市让人民生活更美好的实践方法和实现机 制，更揭示了转型中国突破统一与活力之间根本性张力的治理之道。” [31]程鹏、李健[32] 聚焦上海实践探索在人民城市建设中放大中心辐射作用的理论内涵、分析框架以及典型案 例，并提出回应差异化诉求、聚焦功能优化、塑造城市新地标、发挥文化软实力以及建立区 域协同发展机制等策略建议。魏崇辉[26]总结了不同城市结合自身特点探索人民城市实践的 普遍性经验成效，即巩固党领导的权威、凝聚广泛共识以及筑牢法治保障。
最后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具体治理实践探索。 一是着眼城市公共空间的具体治理实 践，如基于法治化逻辑的城市治理的空间正义研究（李如海、李胜利，2021）、城市社区构 建“共享感”的环境治理（杨君、张煜、蒋佳妮，2022）以及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价值生成 （刘悦美、朱志伟，2023）等。二是聚焦上海的“人民城市”建设实践，如上海人民城市的 形象构筑与传播（唐俊、张延利 2022；曹晓华，2023；徐剑有、钱烨夫，2023 等）、上海滨 水空间更新、15 分钟社区生活圈打造、参与式社区规划、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与科技赋能等。
四、结语
基于以上梳理，当前学界对“人民城市”的理论关注主要集中于内涵阐释、理论溯源与 治理探索等研究方向，形成了对人民城市理念的生成逻辑、本质内涵、理论渊源、价值意蕴、 实践指向等较为全面且深入的探索。不过由于官方话语对“人民城市”理念的阐发较多集中 于上海这一空间场域，从发文机构来看，知网以“人民城市”为篇名的 161 篇期刊文献中， 发文排名前 10 的机构中有 8 个位于上海，这一现象说明“人民城市”理念尚需要进一步扩 大研究关注。而从治理探索来看，现有涉及人民城市治理的相关研究尚缺乏对人民城市发展 共性特征的凝练以及运用人民城市理念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策略探讨。未来尚需在共性特 征凝练以及人民城市治理等方面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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