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脉相承的汉学研究 ——《我的老师高本汉 ：一位学者的肖像》

摘要：高本汉是一名杰出的汉学家，从青年时期就表现出了对方言、语言学和汉学的喜爱，在他一生 的学术研究中，绝大数精力都奉献给了汉学研究。高本汉一生一共来过两次中国，但是他阅读过大量的汉 学文献，书信交往频繁。受益于此，他对中国古代音韵学、青铜器中的文刻以及多地方言都做出了丰富的 研究成果。高本汉善于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语言的特点。在学生马悦然给他的传记《我 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中，我们纵观了高本汉的成长经历和学术研究，其中涉及到了诸多关 于生活和学术研究细节，为后人研究高本汉的学术成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字里行间流露着学生马 悦然对老师高本汉的尊敬和崇拜，二人在汉学研究中既有传承又有创新，共同努力将汉学研究之风兴于法 国、盛于世界。

关键词：高本汉、比较语言学、古汉语音韵学、青铜器、马悦然
 



瑞典学家高本汉（1889-1978）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语言学家、汉学家之一，他在世期 间担任哥德堡大学教授、校长和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他一生著作颇丰，对方言学、语言学、 汉学、音韵学等都保持着极高的热忱。在他的研究中，汉学和语言学的地位尤为突出，瑞典 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高本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他在研究古今汉语语音和汉 字演变的过程中，运用了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吸收了历代汉学研究者的成果，形成了自 己的汉学研究方法，具有独特的创新性。在他长达七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传奇中，给后人留下 了累累硕果，去世后的第七年（1995），高本汉的得意门生马悦然为他作此传，这份学术性 传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于 2009 年《我的老师高本汉》（李之义译）中文译本开始出版， 对中国的海外汉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光前裕后——将汉学文化发扬光大

高本汉一生成就颇丰，其中也包括“光前裕后”的教育行为，他给后世留下了更多的人 才财富，其中包括林西莉、安德森、埃格罗兹、何亨利、马悦然等人，后三人分别成为哥本 哈根奥斯陆及斯德哥尔摩的汉学教授，且掌握学术决策权，因此主导了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 家的汉学发展。马悦然最为中国大众所熟悉，他是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作为一名汉 学家，为中国文学作品提名并争取诺贝尔文学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与众多中国文学作家 都是很好的朋友，例如莫言。马悦然多次来到中国，对这里怀有浓厚的感情，十分熟悉中国 的古代汉语和音韵学，他还曾参与中国西南方言的调查工作，对中国西南官话和西南方言的 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马悦然和他的老师都是有承续、有创新的杰出汉学研究者。

在《我的老师高本汉》中，作者附以“一位学者的肖像”，将高本汉的成长背景、教育经历和学术成就等进行了详细地介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书中，我们能够从高本汉的 不同成长时期纵观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发展，具有对比性。他对中国的兴趣从青年时期就已 经萌芽，从初次接触中国戏剧到深入研究中国音韵学和青铜器，表现了他逐渐深入探究中国 文化的态势。
在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高本汉唯独钟爱《左传》， 其中的语言学知识更是让他痴 迷，在后来给学生讲古汉语课程时，高本汉都会将《左传》作为入门篇目。因此，他的诸多 学生也对这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马悦然便是其中之一。并且在高本汉的学术生涯中，他 专攻的汉语语言学和青铜器领域的知识也多与《左传》有关。

二、纵观古今，用比较语言学看古汉语音韵

高本汉十分关注中国学术界语言的发展现状和研究结果，当时，他在中国有着中央研究 院院士的头衔，他是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等人于 1928 年创设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时所聘的三位外籍通讯院士之一（另外两位：东方学家伯希和（1878—1945）和藏学 家穆勒（1863—1930））。到 1935 年，由于外部原因，高本汉离开史语所，但他仍然关心 中国历史和语言的学术研究。在书中记载：1948 年 5 月春季学期结束以后，高本汉在洛克 菲勒基金会的项目支持下，开始了第三次的国外长途旅行，这次学术访问的目的地是美国与 加拿大，借此机会，他终于又与中国朋友重逢。“能与老朋友重逢一定使高本汉感到很高兴， 他们是在耶鲁大学客座讲学的傅斯年和罗常培以及哈佛—燕京学社客座教授李方桂。恰逢傅 斯年于 1947 年 6 月赴美养病，于是得以与高本汉会晤。傅氏在其致中央博物院函中谈及， 高本汉将赠送全套《远东博物馆集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e， 简称 BMFEA）之事。傅斯年又于当年 5 月 25 日分别致函王德芳、王世杰，述及将有高本汉 的学生六人到中国留学事宜，希望当时的南京政府给予方便。”i由此可见，高本汉对中国 语言研究的青睐，对汉语文化的热忱。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国际局势的形态中看，他们能够 选择一个欠发达的国家进行研学，便体现了师生一行人对中国油然地喜爱。

高本汉在对汉学进行研究时，前人的研究背景和成果对他帮助很大，他将前人知识成果 吸收内化，然后利用新的研究角度拓展视野。第一，他运用娴熟的德国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 法理论学习语言学。林语堂在《八十自述》中也曾提起过德国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并对它与 中国音韵学的关系做了简要评述：“不久之后，我就因为莱比锡大学是印欧文法的比较哲学 的重镇，而被它吸引住了。德国的许多语言学方法和书籍都与中国古音的‘等韵’研究有关， 分别古韵对于决定古音是极有价值的。 ”ii第二，他运用印度支那比较语言学，在张世禄先 生翻译、罗世培先生提供书名意见出版的《汉语词类》中，高本汉在研究中国的语源学时， 认为印度支那比较语言学十分重要。可见，高本汉以德国历史比较语言学为基础，收集采纳 多种形式的比较语言学，最终形成了“高本汉”式的语言学比较方法，这对他研究汉学音韵、 古代汉语提供了有力的推动。

由高本汉的学术研究脉络观之，他于 1926 年完成其名山之作《中国音韵学研究》后， 陆续发表了《原始中国语为屈折语》、《中国语分析字典》、《谐声字体的原则》、《上古 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藏语和汉语》、《诗经研究》、《老子韵考》， 其中后两本都涉及周秦古音学，可见高本汉研究古代音韵语言的层级深、历史时期古早，难度大，风险高， 可依据资料少。在研究上古音时，高本汉从韵图看中国古音韵的研究中：在他之前,西方学 者通常是拿《指掌图》和《切音指南》作为研究古音的参考。《韵镜》回归中土以前,学者 们较为倚重的韵图就是《指掌图》,它的影响力远比《七音略》、《四声等子》要大。马伯 乐(1912)当年研究安南语音,参考的几种韵图,就把《指掌图》排在首位。在马伯乐之前,西 方也有学者依据《切音指南》研究古音的,例如,武尔披齐利的《中国音韵学》、商克的《古 代汉语发声学》等。 iii高本汉参考这两种韵图,其实是沿袭前人的做法，但是，在他对韵图  的研究中，忽略等韵源流、选择的韵图不合理,这些因素自然会给他的研究带来一些不利影 响。iv在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叙述了高本汉对《切韵》的重视和发现：高本汉于 1910 年 4   月底抵达中国，1911 年 11 月中下旬回国。在中国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收集了大量方言资料， 但是该如何处理这些资料，起初并没有明确的思路。“说起来很有意思，高本汉在中国待了 差不多整整一年以后，仍然没有定下来论文的题材”。他在 1911 年底回到欧洲之后，由于 研究方向不明朗，曾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感到厌烦，甚至有放弃从事语言比较研究的计划。博 士论文原来打算写关于中国汉朝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后来才改到语言学方面。1913 年 4 月 21 日，他在一封信里提到：“我想为我调查的材料找到一个可靠的出发点。”这个 时候他才意识到需要给自己的研究找个出发点。而找到《切韵》作为出发点的时间大概在  1913 年底。“直到 1913 年 12 月，离答辩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伯希和才证实，对高本汉的  构拟工作来说，《广韵》是最详尽的材料来源”。这时方言调查已经结束了，方言点的分布 自然不受他对《切韵》音系看法的影响。v在此期间，他一直生活在太原等北方一带，因此  他对韵图和音韵的研究更贴合古义。

在高本汉的汉语语音研究中，他与传教士的通信格外重要，因为“1913 年高本汉给茵 娜的信中提到，他给在中国的瑞典传教士寄了 30 封信 “花了足足六克朗的邮票钱，每一封 信里都有 46 个当地方言的问题，信中还包含很多请求传教士提供关于当地方言的资料的调 查表”。vi高本汉本人只来过两次中国，但是却对中国诸多地区的方言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 献，其中，除了他自身的博学多识和对中国古汉语的深入钻研之外，往来的书信中，在华的 传教士也对他的研究帮助颇丰。

三、探究古器，用语言学分析青铜器刻文

在高本汉多年的汉学研究中，他的成就贡献不仅在一枝上绽放光彩，而是在多方面各开 繁花。高本汉是一位真正热爱中国文化的人，尤其是中国古代的文学、习俗、器物、语言等 各个方面，他的研究重心始终放在古代文化中，不仅对音韵学做出巨大贡献，他对青铜器的 研究也具有独到的见解，值得后世珍视。

青铜器不仅是一件简单的庞大器物，古人早已对上面独特的铭文进行了早期的文字学研 究，青铜器在宋代大量出土，受到贵族与士大夫的争相收藏，金石学也由此产生。传统的金 石学更多地受到训诂学的影响，着重于古文字的考证与释义，对青铜器的研究更倾向于语言 学。中国的青铜器研究有数百年的历史沉淀，悠久的研究传统在 20 世纪之初与西方文化产 生了强烈地碰撞。现代科学与考古学的传入为青铜器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进而青铜器的出土发掘信息也更为准确完善。高本汉具有深厚的语言学功底及丰富的中国文化研究， 他较为关注的是在汉语音韵学、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使他在青铜器 研究方面较其他海外学者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他曾相继发表了《中国青铜器中的殷与周》、 《淮与汉》、《殷代的一些武器和工具》、《远东博物馆的一些新青铜器》、《先汉铜镜》 等一系列著作，为中国青铜器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在青铜器的器型研究方面，高本汉从青铜刀的柄部入手，大量的收藏和对比分析之后， 他将商周时期的青铜刀主要划分为四种类型：直柄无首刀、铃首刀、兽首刀、环首刀。vii直 至 20 世纪 80 年代才证实高本汉这一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在纹饰研究方面，高本汉强调应先 确定铭文的年代及分类，在此基础上纹饰和器型的年代划分就一目了然。他根据这一理论将 青铜器的纹饰分为三个时期：古典期（殷时期：BC1122，殷周时期：BC1122-BC950)、中周 期（BC950-BC650)、淮式期（BC650-BC200)。他的划分与郭沫若相类似，都认为青铜器艺术 的鼎盛时期在商末，再一次的革命性变化在西周中期。随后他将古典时期的青铜器进一步分 为 A（写实性饕餮纹）、B（“抽象”分解性饕餮纹）、C 三类，并且 A 类纹样从不和 B 类纹 样出现在同一种器物上，C 类纹样则是 A、B 类的创新结合的产物。因此高本汉认为这种情  况的出现是因为古代工匠具有“世袭制”的特点，在技术的传承中逐渐演变出这些变化，且 A 类要早于 B 类，他得出了纹饰的“写实性”要早于“抽象性”的结论。在高本汉对青铜器 的研究中，众多学者对他的研究方法褒贬不一。在清末民国时期，外国侵略者掠夺了大批中 国宝物，这些器物是高本汉在国外可以直接鉴赏的实物渠道。在 20 世纪上半叶，以高本汉 为代表的汉学家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多个研究领域挖掘青铜器中刻有 的中国古代文化信息，填补了中国当时对青铜器研究的空白领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古代文 明与文化的繁荣。

四、结语

在《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中， 我们看得到的不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术 研究者形象，在马悦然的传记中，描写了他从幼时到求学经历、从成长经历再到学术成就的 诸多方面，将他在生活中有趣、在治学中严谨、在交友中随和、在亲人中友好的学者和儒者 形象刻画出来。这本书也同样补充了对高本汉汉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类例详细地介绍了他 的治学生涯和成长过程，塑造了一个成功的汉学家、语言学家形象，值得每一个热爱语言学 和文字学的有志者尊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