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活着》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创造的优秀作品，其描述了主人公福贵经过亡家、丧妻、失女、白发人送黑发人等七次死亡事件，从一个富家少年逐渐变成看淡生死的农夫的故事。《人间失格》则是日本作家太宰治所创造的佳作，其主要讲述主人公叶藏经历自我放逐、酗酒、自杀、用药物麻痹自己，终于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的悲剧，渴望与人世融入，而做出一系列看似人格扭曲的事，最后用死来终结这充满耻辱的一生。本文通过对比这两部作品的生死观，比较两者之间的异同，探析中日文化对生死观形成的影响。有利于了解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和思维差异，探究《活着》和《人间失格》的在表达方式和核心思想上的差异。
[关键词] 《活着》 《人间失格》 生死观 异同
[Abstract] Living is an excellent work created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 Yu Hua. It describes the protagonist, Fu expensive, who passes through seven death events, including the death of his family, his wife, his daughter, and the white hair sent to the black hair. He gradually turns from a rich boy into a farmer who doesn't care about life and death.No Longer Human is a masterpiece created by The Japanese writer Taisaji. It mainly tells the story of the hero Ye Zang, who experienced self-exile, alcoholism, suicide and drug paralysis, and finally went to the tragedy of self-destruction step by step. He longed to integrate with the world, and made a series of seemingly distorted personality, and finally died with hatred.By comparing the 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these two work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 on the view of life and death.It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hinking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expression ways and core ideas between Living and Human Being.
[Keywords] Living, No Longer Human, view of life and dea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活着》这部作品用朴素的文字讲述了主人公福贵从一个吃喝嫖赌的富家公子哥变成贫困潦倒农夫的故事，期间福贵经历了母亲不幸去世、儿子失血过多而死亡、女儿难产而生、妻子伤心去世、女婿意外去世，最后留下他一个人与老牛为伴。在该部作品中，能够感受到沉重的悲剧气氛，同时也能感受到主人公在经历这么多人生苦难之后，依然坚强生存的顽强意志，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余华的生死观，同时也展现了来自中国文化思想的对死亡和生存的态度。《人间失格》是太宰治的个人自传体，整部作品的风格和思想与作者的亲身经历和人生感悟有很大的关系，主人公叶藏从少年到青年，先后经历了自我放逐、酗酒、自杀、用药物麻痹自己，最后被迫送进精神病院，他逃避现实而一步步走向沉沦，逐渐“丧失了为人的资格”。整个作品沉浸了一种厌恶自我的耻辱感，展现了作者太宰治曲折悲惨的一生。
“生死观”就是人们对于生存和死亡的态度，“生死观”的不同与这个人的生活环境、心理状态、思维养成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关系。人们对于生存和死亡的态度不同，在于人们对于生死的价值评价不同。“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正是体现了这种对于生死的不同态度。此外，不同“生死观”的形成和所接收的宗教和社会风气有很大关系，不同宗教观念能够传递不同的思想，能够影响一个人的行为习惯、道德观念和思考方式，对于“生死观”的形成具有很大的作用。
《活着》和《人间失格》分别来自中国和日本，两部作品展现了不同的生死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和日本的生死观，也展现了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差异。中国和日本具有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并且两国信仰不同的宗教，两国的历史文化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诧异，这些因素对于中日两国“生死观”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信仰的宗教以儒教和佛教为主，对于生死的态度主要体现在“知死而生”、“乐天知命”的生死观。在中国文化中，古人云“死生亦大矣”，从古至今，中国人为了正义、道义、家国、天下为生死的最高价值观，在遇到与家国大义相冲突的情况下，一些中国人更愿意“舍生取义”、“舍己为人”。这展现了中国爱好正义、崇尚爱国情怀的价值观念。而日本的文化则是以“耻”为主的耻辱文化，强调“义理”在社会中的重要性，认为死亡是一种十分神圣的过程，企图用死亡洗去生前的耻辱。而在现实生活中，日本人在遭受耻辱之后，常常想用死亡去解除这种羞耻感。此外，在社会历史上，中国人一直以“孝”为上，无论对于长辈还是君主，主张用孝道去解决问题，把孝道作为道德准则和标准。而日本是以“忠”为主要基调的价值观念，强调对于君主和天皇的忠心和跟随，如果做不到忠心，则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无论是在社会文化、宗教信仰、社会组织形式上，都有很大的差别，两国人民形成的思想观念也有很大差异，这直接影响到两国人民的生死观念和价值观念，通过对两国文化的了解和深入，能够更加全面的解读《活着》和《人间失格》两部作品之间的深刻内涵和韵味，能够让人们进一步了解中日文化，更好学习中日文学作品。
“生死观”是人们对于生存和死亡的态度，这取决于人们对于生死的价值评判，在实际生活中，“生死观”能够具体体现为一个人对于生死之间的价值判断，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风俗习惯。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在国家文化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随着时代变迁，两国之间的发展和文化演变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偏移。由于中日两国的文化渊源、社会历史、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造成了两国在生死观上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人是向死的存在，当人拥有生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时，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就开始一步步走向死亡。《说文解字》把“生”解释为：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把“死”解释为：逝也，人所离也。可以看出，在早期人们把生存看作为一种向上生长的生命力，解释为一种有活力的生命、生活、生存。同时把死亡看作为生命的离去和消散。人一旦失去了生命就会永久的离开人世，是生命的一个终结。
“生死观”是人生哲学上的重要问题，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在人类理性认知中，当死亡真正来临时，几乎没有人不恐惧死亡，这可以称之为对死亡的敬畏感，这种感觉来自于人们对于生前的不舍和对死后的未知，更源自于对死亡的思考。“生死观”就是一个人对于生和死的价值评判，在面对死亡时所处于怎样的心理状况。在现实生活中，死亡不仅仅是生命的终结，更多的反映了社会的形态、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思想状态等等。生死观的形成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接受的教育、社会风貌等方面有很大的关系。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生死观，每个民族所蕴含着独特的风格和特点，这所体现了一个国家上下几千年以来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价值观不同的两个人在面对同一个问题时具有千差万别的看法，对于生死观亦是如此。比如西方文明来源于希腊，因为西方文化深受神话因素的影响，所以西方人在生死观上也处处充斥着个人主义思想，相信存在上帝、天堂、地狱等神话故事里存在的事物。而对于中国而言，中华民族传承者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古时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比如孔子代表着儒家文化、庄子代表着道家文化，都传递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生死观念。
研究一个民族的生死观有利于加强对这个国家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社会形态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目前国内外对于“生死观”的研究比较多，我国大陆生死学第一人郑晓江教授出版了多本关于生死学的著作，比如《中国死亡智慧》《生死两安》《善死与善终》等。在国外，一些哲学家也针对生死学进行了相应的研究，比如德国生命哲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的《生命直观》，美国心理学存在主义大师贝克尔的《反抗死亡》等。
日本是亚洲的发达国家之一，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其文化和社会结构也在发展中，在岁月的沉淀下，日本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点。日本的“生死观”很特别，与很多国家都不同，尤其是亚洲的国家。
日本的“生死观”与“无常观”的关系很大，无常观是由佛教中的禅宗观念，日本人认为无常就是永恒。把死亡看作一个过程，觉得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认为人死之后会有其他去处，并且把死亡看得很神圣，常常把死亡当作“洗涤”尘世间污秽的神圣之举，把死亡当作是一种重生。所以日本人经常会用自杀作为自己谢罪的方式，“切腹自尽”就是日本很常见的自杀方式。
日本的生死观还和日本的社会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在日本的封建社会中，创造出“惜名”、“知耻”这样的行为规范，这源于日本的历史中的武士阶段。这种“知耻”的行为规范的核心思想就是非常重视名誉，这种强烈的名誉心在长期的岁月沉淀中逐渐刻在日本人的心中。在古时的战争中，如果日本战败，这些参加战争的士兵会选择自杀的方式以求名誉，绝对不会投降，也无颜再回国面对国人，通常都会留下最后一颗手榴弹，在战败之后选择引爆手榴弹集体自杀。日本是一个以“耻”为文化基调的国家，这里的“耻”主要关乎名誉，如果日本人一旦蒙受耻辱，就会想尽办法去除这些耻辱，而死亡就是很好的解决办法。武道精神还决定了日本人的价值观念，表现在日本人非常注重“忠”，这里的“忠”可以理解为忠诚、忠贞、义理，在面临生死的时候，日本人常把“忠”作为决定生死的关键因素，这也是日本人“生死观”中大无畏精神的主要来源之一。
此外，日本人信仰的神道教也是日本“生死观”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神教是日本民族的民族传统宗教。从宗教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神道教具有浓烈的满教色彩，其核心思想是“万物皆有神、万物皆是神”。所以日本的“生死观”中把死亡看作一种很神圣的行为，认为人死之后就会到另一个地方进行修行，是一种重生和洗涤灵魂的过程。而日本人把国家最高领导者称为天皇，正是体现了神教的思想。
综上，日本的“生死观”主要体现在：首先，日本人面对死亡具有大无畏的精神，多数人会因为“名誉”、“洗涤耻辱”等而选择死亡。而源于日本封建社会所流传下来的武士精神，让日本人以“忠”为道德标准，常常会因为义理而死，这种忠是对于君主的忠诚，要求必须效忠天皇，具有绝对性和不容否定性。死亡于日本人而言，是一项十分神圣的礼仪，在神道教的影响下，日本人相信人死后能够重生，相信神灵的存在，把死亡看作一种洗涤尘世间污垢的神圣之事。在日本的以“耻”为文化基准的社会氛围中，日本人如果遇到了有辱自身的事，会想尽办法去除这种耻辱，极端时会选择死亡作为终结耻辱的方式。值得肯定的是，日本人很注重死亡的意义，在面临生和死的选择时，会宁愿死亡也不会含耻而生。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众多的朝代更替，其思想传统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对于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历史人物和学术经典，不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反而会因为岁月沉淀而更显分量。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形成过程中，对其影响最大的就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孔子和庄子。
在中国“生死观”的形成中，儒家和道家主张的“生死观”各有异同，其相同点都是认为生死命定，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觉得死亡是一种既定过程，是必然的现象，我们自身没有能力去违抗。但是儒家更加主张人们在活着的时候就积极向上，要加强完善自身，努力实现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如果在生前就能做到这些，那么如果真正在面临死亡时才能坦然接受，死而无憾。但是道家所提倡的“无为而治”、“顺应自然”的思想，在“生死观”上表现为，人们不能把握生命的出现和死亡，是一种自然现象，没有必要去刻意改变，应该遵循大自然的规律，无论是面对生存和死亡都应该从容淡定。在现代的价值体系中，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对待生死，更多人会选择在生前就努力生活，做好自己，当真正到了死亡的时候就会从容面对。与“无常观”不同，中国人认为人死后并不能洗涤生前的罪孽，带着耻辱死去会遗臭万年，所以主张在生前就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努力达到死而无憾的目的。
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上，中国更注重正义、国家、自由。在生和死的选择上，主张“舍身而取义”，如果在国家利益和个人生死相冲突的情况下，中国人会把国家放在第一位，在危难时刻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而保国家安宁。这是由于中国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所决定的，在传统价值体系中，个人作为社会的最小单元，对于普通人群而言，个人力量不能对整个社会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但是可以为这个社会的风貌、形态等方面贡献自己的价值。在战争年代，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能贩卖自己国家的情报，哪怕经历着敌军的严酷刑法，哪怕是死亡，也不会透漏半分，这里表现出中国人的坚贞气节，同时也表现出对于死亡的大无畏精神，对于正义的肯定和坚决。
同时，中国把“孝”作为道德标准，东汉时期曾经把一个人尽孝程度作为考核人才、选拔官员的标准，自此以往，很多皇帝“以孝治天下”，把孝道作为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因素。这种思想一直延续至今，“百善孝为先”便是真实的体现。在“生死观”的形成上，人们因为“孝”而在生和死之间做出抉择，如果死亡能够满足孝心，那么很多人愿意死亡而不是不孝顺的活着。这里的“孝”与日本的“忠”不同，中国“孝”更具有理性，会权衡生死之间的利害关系，而不是绝对的选择“忠”，是一种具有思考性，理性的面对死亡的态度。
综上，中国的“生死观”主要体现在：首先，因为信仰儒教，所以把死亡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认为改变不了的普遍规律，人们需要在生前尽量完善自身，才能死而无憾。其次，中国强调为正义、国家、自由而死，这种价值观念正是“舍身取义”的体现。此外，中国人把“孝”作为道德标准，主张“百善孝为先”，但是这种思想具有理性和思考性，是一种理性、温和、慎重、大义禀然的生死抉择。
中日两国在国家文化和民族特点上均存在一定的差异，其表现在国民的行为习惯、价值观念、思想道德等方面，其中“生死观”是关乎人类看待死亡的态度，不同的生死观与这个民族所蕴含的文化底蕴、社会形态、宗教信仰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关系。《活着》和《人间失格》是分别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经典悲剧长篇小说，两者具有一些共同点，同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两部作品中所展现出两个国家不同的生死观念和价值观念，进一步形象具体的诠释了两国的文化差异。
《或者》和《人间失格》都与死亡有很大关系，两部作品中多次出现死亡事件，面对这些事件，不同的主人公的心境和反应不尽相同，但是正是因为这些层出不穷的死亡事件，才展现出不同人面对死亡时的“生死观”。《活着》的作者余华用朴实平淡的语气讲述了一个富家公子哥败光家产，最后变成孤苦伶仃的穷农民的故事。主人公福贵经历了家人的先后死亡，通过层出不穷的死亡事件把整个小说串成一条线。
福贵经历的死亡事件如下：第一次，福贵在家境阔绰的时候吃喝嫖赌，尤其爱赌博，瞒着家里欠下了很多赌债，父亲面对债主向他伸手讨债的时候气毒攻心，最后不幸身亡。当时的福贵正值青年，且一直对于父亲感情不深，所以父亲的离去并没有对他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这却是“家破”的开始。第二次，福贵不得不开始贫穷的生活，当时福贵的妻子家珍和他的母亲跟随着他过上了从来没有想到的苦日子，好在妻子比较贤惠，撑起了这个家，但是好景不长，福贵的母亲染上重病，因为没有足够的钱医治而不幸去世。当时福贵已经感受到了人间冷暖，体会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和悲伤。第三次，以为日子逐渐开始步入正轨，虽然女儿在小时候照料不当而变成了哑巴，但是好在为人善良贤惠，有一个人好又有责任心的瘸女婿愿意娶她，不曾想正要看到女儿和家里的生活逐渐好起来的时候，福贵的妻子却因为长年的软骨病而不幸去世。福贵看着陪伴自己几十年的妻子去世，内心无比悲痛。第四次，期间，自己善良的儿子因为为了救县夫人而在医院抽血过多而去世。第五次，女婿这些年无论对福贵还是福贵的女儿都非常好，过了几年，福贵的女儿成功怀孕，女婿和福贵都很高兴，但是福贵的女儿却在医院生孩子的时候不幸大出血去世了，福贵和他的女婿都悲痛欲绝，留下女婿独自带着没有妈妈的儿子。第六次，在外孙逐渐长大，以为苦日子到头的时候，没想到女婿在一次外出务工的时候不幸被水泥板夹死，于是福贵开始收养这个外孙，也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第七次，因为家里贫穷，所以平时爷孙俩总是饥肠辘辘，没有吃过什么好吃的，一天福贵有钱了去镇上买了豆子放在家里，被外孙提前发现了，外孙开始狂吃海塞，最后竟然撑死了。福贵最后一个人孤苦伶仃，买了一头老牛相依为命，甚是凄凉。
福贵在面对这些死亡事件时，依然坚强的活下去，在最初败光家产的时候，一直想要再次赢回来，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的确是中国文化的体现之一。对福贵而言,苦难已经消失于无形,他的内心有的只是道禅思想中那种面对生活时的超然和平静。他的这种对生存苦难的忍耐力和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与“死”的理解。
《人间失格》是日本作家太宰治的作品，其叙述的故事原型就是太宰治个人的人生经历。书中的主人公叶藏既不能理解女人心的浅薄，也不断被朋友利用，却认为妥协退让才是活下去的方法，甚至为了混迹世间，学习人性的种种卑劣行径，他先后经历了自我放逐、酗酒、自杀、用药物麻痹自己，最后被迫进入精神病院然后选择自杀来结束自己悲惨的一生。叶藏每一次对于自身的残杀都是在经历死亡，最后“失去了伟人的资格”，过完了“充满耻辱的一生”，这里很好的体现了日本的以“耻”为文化基调的社会氛围。
在主人公叶藏39年的人生中先后经历了5次自杀，其具体表现如下：第一次，因为学业表现不佳，加上家人的不理解，选择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但是因为药物剂量不足，被救过来，此后叶藏被很多人投以偏见的眼光。第二次，他与银座酒吧的女招待殉情，这次同样是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情人离他而去，太宰治却被救了回来。这次自杀使他一生背负罪责。第三次，学业门门挂科，毕业希望渺茫，报考报社不及格，绝望之余，便跑到山中上吊自杀，可是上吊的绳子却断了，太宰治悻悻而归。第四次，知道自己一直信赖的妻子与人有染，他悲苦恼怒，带着妻子前往群马县水上村谷川温泉，打算两人结伴共赴黄泉。这次两人也因药量不足致死而幸存。第五次，叶藏被迫送进了精神病院，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决心自杀，选择投水结束自己生命，害怕自杀有意外，还在投水之前服用了氯化钾，终于如愿。
叶藏最终还是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曾经说过“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表达了他对于自身的深深厌恶感，这种厌恶感来自他在生前遭受的耻辱，包括学业不顺、事业不顺、妻子出轨、被别人当成精神病人，这些耻辱积累在叶藏的心中，在面对这些有损名誉的耻辱事件时，他能想到的就是用死亡洗涤这些耻辱，觉得死了之后就可以重生，开始新的旅程。这里表现了日本的“生死观”，即“无常观”，并且还展现了日本以“耻辱”为文化基调的社会氛围。
《活着》和《人间失格》两部作品以“死亡”为故事主线，主人公福贵和叶藏都经历了多次死亡事件，但是两者在面对死亡时的心境和态度皆不相同，福贵展现了中国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而叶藏在展现日本的大无畏精神的同时也展现出日本以“耻”为基本思想的文化内涵。
《活着》中的福贵经历了身边的亲人相继离去，在经历身边7位亲人的去世，福贵悲痛欲绝，尤其是自己的儿子和妻子都死在了同一个医院，最后这世上只剩下他孤身一人。如果是平常人可能会对生活失去信心，找不到继续活下去的希望，但是他却十分坚强的在这孤独的世界中活着，人到暮年买了一头和他差不多的老牛，相依为伴，在故事的结尾，福贵唱道：“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年到暮年的福贵仿佛在回忆自己这悲惨的一生，从容且淡定，好像随时都可以迎接死亡。从福贵的身上可以看出中国面对生死的态度，福贵虽然在年轻时候做了很多大逆不道的事，但是在之后的岁月中他非常渴望能够弥补自己的过错，学会了干农活，面对欺压自己的地主也学会了生气吞声，想要照顾好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福贵在生前努力生活，想死却不能死，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以及曾经犯下的过错，继续生存为了“赎罪”，这种精神与儒家思想的积极向上、为家为国为天下的思想相符合，展现了中国的“生死观”。
而《人间失格》中的叶藏看似拥有着美好的生活条件，但是从小便对世界充满了扭曲的想法，十分渴望融入这个世界，却适得其反，同时内心却十分厌恶自己。在叶藏长达39年的人生历程中受尽人世间的耻辱，他渴望洗涤这些耻辱，但是经过一次次努力却不为人愿，好像世界与他为敌。对叶藏打击最大的应该是自己最信赖的妻子居然与其他男人有染，这对于一个正常男人来说是无比羞耻的事，他拉着她一起去自杀，却被救活。叶藏企图用一次次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却四次自杀都以失败告终，只好继续背负着耻辱活着。这种想死却死不了的无奈，一次次让叶藏陷入了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漩涡中，他也曾经想要独立自主，渴望做出一些成就，但是却再次受到社会的毒打，于是他用药物麻痹自己，每天在药物的刺激下恍恍惚惚，虽生犹死。在叶藏的多次内心独白中，都能感受到他对自己的绝望和对死亡的渴望。比如“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不论怎么做，做什么，都只会徒劳无功，只会让人羞耻罢了”。叶藏这种对死亡的渴望展现了日本文化中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生的观念，认为人死后就可以免去生前的一切耻辱，再次获得纯洁而美好的灵魂，也正是“无常观”的体现。同时叶藏妻子的背叛违背了日本的以“忠”为上的思想，所以叶藏想让妻子和自己一起死去，用妻子生命的终结赎回她犯下的过错。
《活着》和《人间失格》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死观念，福贵在经历多次亲人去世的情况下从没有过轻生的念头，但是叶藏在面对一些自认为很耻辱的事情，比如学业不顺、事业受阻、妻子出轨等，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自杀，这两种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展现出不同国家的文化内涵和精神面貌。
《活着》中的福贵从故事开始到结束，除了青年时期放荡不羁做了一些坏事之外，他一直以一种卑亢的状态生存着，哪怕每天都要干很粗重的农活，还需要负担家里孩子和妻子的生活，在面对蛮横的地主时，也可以放下以往大少爷的面子，卑躬屈膝。在刚开始输掉家产时，他还企图东山再起，赢回家产，福贵的巨大转变来自于他对生存的强烈渴望，同时也有着对未来的期待和向往，这种精神是向上的、积极的。
《人间失格》中的叶藏从一开始就有着一种对世界的戾气，在年幼时他很想和周围的人打好关系，装疯卖傻，企图让别人喜欢他，但是适得其反，他反而因此陷入了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泥淖之中，在他20岁遭遇到学业的失败时，他想到了用自杀结束这种失败和耻辱，但是自杀未遂。其后，他分别在21岁、26岁、28岁、39岁采取了自杀行为，但是前三次都以失败告终，直至最后一次在精神病院服毒投水自杀，终于死亡。在叶藏的整个人生历程中，他十分渴望死亡却死不了，活着的时候犹如行尸走肉，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也没有对未来的向往，这种得过且过的心态让人一步步走向否定自我、怀疑自我，失去继续生存下午的动力。
《活着》和《人间失格》两部作品中展现出了不同的“生死观”，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同时也和这两部作品创造的时代背景差异有一定关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不同的时代背景生长生存，能够很大程度影响人的思想状态和价值观念。
“生死观”对于不同的国家、民族具有着较大差异，其根本性的原因是由于文“生死观”对于不同的国家、民族具有着较大差异，其根本性的原因是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生死观”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追求的价值。
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来说，核心思想是“仁”，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对人的教化，使人民安居乐业，天下不在有纷争，所以儒家文化中，十分注重生的问题，而认为死亡是生命自然的终结，无需哀叹，人活在世上，要实现其生命价值。而与之相对的追求道法自然的道家文化中，则认为只有能够忘却生死的人，才能够逍遥于天地间，生仅仅是自我的延续，而死不过让一个个体回归到沉寂。所以主张人在世上时需要加强自身建设，尽量去善事，人生追求的就是“修身、齐家、平天下”，以家国大事、集体主义为主要价值取向，当遇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冲突的情况，多数中国人会选择“舍己为人”、“舍小家为大家”。所以当《活着》的主人公面对众多亲人接二连三的离去时，他没有选择轻生，而是选择坚强活着，因为他知道他的妻子孩子需要他，他还有着复兴家业的梦想，于是他历尽生活的磨难也没有失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丢掉老祖宗的教诲。
在日本文化中，传统的民族精神就是武士精神，核心要义就是“忠”，在这种思想下，要求日本人要忠心，臣子对于天皇要无条件听命，妻子对于丈夫要绝对忠贞，所以在遇到与“忠”相违背的情况，日本人会觉得遭受了奇耻大辱。而日本是一个以“耻”为文化基调的国家，日本人非常重视名誉，一旦自己的名誉受到了影响而蒙受了耻辱，人们会想尽办法洗涤这些耻辱，很多人会想到用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前的耻辱。最后，因为日本深受“无常观”的影响，把死亡看作一种神圣的仪式，企图通过死亡而洗涤尘世间的耻辱，认为死了之后就能重生，获得纯洁而美好的灵魂。所以《人间失格》中的叶藏在遭受世间耻辱时，会想到用死亡的方式结束这一切，觉得死亡之后就能解脱，就能让自己重获新生。
《活着》和《人间失格》有着不同的创作背景和时代背景，不同的时代背景给予作品不同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同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不同时代下人物的形象和价值观念，同时对于“生死观”也有一定的影响。
《活着》创作于1992年，当时有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闻名于世界，歌曲描述了一位老黑奴历尽世界冷暖，身边的家人都先他而去，但他没有失去对这个世界的信心，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这首歌深深打动了《活着》的作者余华，决定写一部关于人在面对苦难时，依然乐观生活的故事。而在《活着》这部作品中，主人公正是经历了中国发展前期的大动荡，先后经历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时期、大跃进时期、自然灾害时期等，在这种背景下，像是一个锻炼人的“炼炉”，福贵在这苦难的环境中，一次次突破自己的极限，在亲人先后离去后，却依然坚强乐观，勇敢的活在这个世上。俗话说逆境使人成长，逆风更适合飞翔，在越艰难的环境下成长，越能成长为一名勇士。在这样的环境下，锻炼了福贵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在生和死的选择上，选择了坚强的活着而不是逃避的死去。
《人间失格》创作于1948年，这个时期正处于日本的昭和时期。如今的日本坊间还有着“明治养士，大正养国，昭和养鬼,平成养豚”的戏说，在这个时期，日本正处于经济发展飞速发展的时期，在积极利用软实力输出文化的同时，不料被昭和军人一举破坏，昭和军人利用强大的兵力血洗亚洲，在侵略其他国家的同时，日本国内也满目疮痍，把日本活生生变成人间地狱。太宰治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养鬼养魂不养人的昭和，在扭曲的价值观体系下，他似乎保持着一丝人性的理智和清醒，但是为了融合这个大环境，太宰治的人格逐渐分裂，一方面想融入集体获得认同感，一方面又极其厌恶这个世界，最后厌恶自己，分不清颠倒黑白。到了太宰治的创作后期，也是即将自杀的时候，他想摆脱这个世界，保持清醒和冷静的愿望就越发强烈，人不能保持绝对的孤独，不能完全不受外界的干扰，除非他与这个世界做一个真正的了断。《人间失格》中的叶藏就是太宰治的原型，叶藏渴望融入这个世界，又厌恶这个世界，通过一些极端的方式麻痹自己，最后走向死亡，与这个时代真正告别。
《活着》和《人间失格》都是两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两者分别来自中国和日本，两者的相同点在于作品中有着层出不穷的死亡事件，同时都有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在叙述人物故事的过程中展现出不同的“生死观”，人物“生死观”的不同在于其所处环境和所受文化熏陶的不同，于是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在“生死观”上的差异，同时也展现出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等。
《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在面对亲人先后离去，一共经历了7次死亡事件，他从富家子弟变成穷苦农民，期间受尽冷眼和磨难。在这个过程中，福贵没有选择轻生来逃避苦难，而是勇敢的活着，直至最后剩下他一个人与一头老牛为伴，此时的他从容淡定，仿佛可以随时迎接死亡的到来。在这部作品中展现出中国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向上的思想，主张让人在生前就追求“仁义礼智信”，努力提升自己，才能死而无憾。其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孝”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在真正面对生死选择时“百善孝为先”。最后，在“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轻于泰山”的观念中，把死亡看作一件必须经历的事，可以死得很普通，也可以意义非凡，如果人固有一死，那么中国人会选择为了家国大事、正义、自由而死，这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
《人间失格》是以该作者为创作原型的自传体，其主人公叶藏称自己的一生是“充满耻辱的一生”，其在作品中的自白：“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表达了对自己的世界的绝望，面对学业不顺、事业不顺、妻子出轨、被迫送进精神病院等诸多耻辱的事件，叶藏陷入了对这个世界和自己的深深怀疑当中，一度用药物麻痹自己、多次自杀、酗酒等方式企图逃避现实中的耻辱。最后终于在39岁自杀成功，彻底的离开了人世。在这部作品中，可以展现出日本文化中的以“耻”为文化基调的社会氛围，同时日本把死亡看作洗涤罪恶的神圣方式，相信人死之后可以洗清在生前犯下的所有过错。同时，日本以“忠”为道德标准，强调“忠”的绝对性和不可抗拒性，非常注重名誉，如果有不忠的行为，那么死亡就是很好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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