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时代不断发展变化，随之而来的改变是人民群众的需求也趋向于多元化、个性化，对治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政府为主，街居为辅”已失灵，“社区制”逐渐浮现，这也要求出现更合适的社区治理模式。面对社区治理的多种困境，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愈来愈受到国家的重视，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各地不断探索创新社区治理实践，不同实践创造出不同成果，同时也都发现了不同问题，作为一种新的治理体制，项目制也被广泛用于社区治理的实践研究中。
鉴于此，本文依据社会治理理论、项目制理论，运用文献研究法、访问方式、社会调研问题法、参与方式观察法以及个案分析法等，以北京CY区DT街道所实施的社会"创享计划"为具体个案，系统分析了以计划制度为载体的社工参与策略，探讨了社会自组织管理的项目制模式，并提供了相关意见，试图为在社会管理领域中如何促进社会多重主体参与，构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多重市场主体管理工作布局，提出了少许参考价值。通过研究，对DT街道社区“创享计划”中的社会工作者、管理主体、合作项目的社会管理成果予以总体评估，并指出该目标不但推动了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增强，而且推动了社会管理成果的持续发展。
但是在项目执行的过程中，在社会工作者组织下社区治理工作、行政与社工等多元主体还存在一些不足。基于上述分析，对完善社工嵌入下的项目制社区治理活动提出建议：从行政层面的的建议，对社会工作机构增权赋能，加强资金和资源上的支持，加强组织专业性培养；从社会工作层面上，增强协调各方的能力，建立合适的激励机制，构建阶层性培训体系，提高社区治理和服务工作的精细度，培养正确的组织理念，并对“创享计划”运行及今后该领域的研究提出建议。
关键词：社区治理，项目制，社会工作，多元主体
第一章 导论
时代的发展、变革和繁荣不断推动社会进步和社会转型，也形成和提出了社会治理这一命题。20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区治理在全球大范围迅速开展，形成许多理论和模型。中国因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时代背景等因素影响，“单位制”和“街居制”管理模式逐渐失灵、“社区制”逐渐浮现，而城市建设却不断外拓，人口流动不断加速，之前基于血缘、地缘建立起的人际关系纽带，其影响正逐步消减，人与人之间愈发陌生、关系愈发疏远，社区居民变成了原子化的个体，社会参与意识和行动日渐弱化，诉求则趋于个性化和多元化。作为社会治理基本单元和末端基础的社区治理，其难度在不断加大。十九大后，构建新时期社会管理体制作为新时期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阶段性目标，中央明确要推进社会管理重心的下转，并突出明确了社区机构在社会管理中应发挥的积极作用，将政府、社会和居民三方联结起来。2019年《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印发，第一次将在社区建设覆盖广泛、集约高效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写进中央文件。
之后的社会工作组织的发展对日益增多，对解决趋向多元化的社会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且高效快速地满足了各种社会需求，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社会工作组织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动员多个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服务和治理。其中项目制模式是社会组织开展社区各种活动，满足社区各种需求的一种重要的模式，近年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有关项目制模式融入社区治理的工作中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对其研究也明显不够，这给本研究预留了空间。
本文主要以在北京CY区DT街道实施的社会“创享计划”为具体个案，通过分析其以项目制度为载体的社区治理策略，深入探讨了社会组织管理的项目制模式，并提出完善建议，为在社会管理中如何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形成共治共享的社会多元化管理格局，提出了参考价值。以项目制的技术、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介入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和实践逻辑。DT 街道“创享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孵化出多支社区自组织，促进了居民参与性的提升，吸纳辖区单位等社会力量共建共治，对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中的多元主体治理理论有着一定的理论意义。本研究拓展“创享计划”中的项目运作思维，解析社会公共服务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有助于解决项目制与社区治理完美结合的路径，这些创新和改革构成了“社区创享计划”创新社区治理的实践意义。
目前关于项目制社区治理的研究在理论及实践领域都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且基本涵盖了各个方面，笔者从有关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研究和有关社区治理中项目制活动的研究两方面着手，对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分析。
1.有关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作用的研究
Song Da Young和KimYuNa（2008）利用调查问卷调查了地方官员和社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对贫困女户主家庭社区服务提供系统未满足需求的看法的相似性和不同性，旨在于服务机构的官员和工人之间提出更有效的地方治理方式，并改善贫困女性户主家庭的生活条件。结果表明，人们越积极地评价他们的外联工作和社区服务机构之间的网络水平，他们就越认为未满足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受惠者也受益匪浅，并提出了为贫困女户主家庭开发更有效的服务提供系统的建议。Deborah Lynch（2020）等认为在迅速变化的全球环境中，应该将社区发展更集中地放在社会工作中，特别是面对当代实践的挑战。作者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治理变革的广泛政策背景，并以澳大利亚和爱尔兰为例，讨论了这些力量如何与社会工作和社区发展相互作用。认为，社会政治力量既限制也提供了社会工作和社区发展实践的机会，应该在不断变化和具有挑战性的背景下重新引发关于社区发展地位的辩论。Athena Lathouras（2021）研究了中国在COVID-19大流行中社会工作推动人们积极情绪，并促进国家的大流行控制政策在一个由当地居民和来自高危地区的人群组成的社区实施的过程，反思现代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和构成，探索社会工作在社区情感治理与社区流行病控制中的弹性实践之间的联系，认为社会工作在情绪治理和恢复力在社区层面的危机应对和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有关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方法的研究
Keung Eun Lee和 Mi Jung Kim（2013）以2009年至2012年4年间进行儿童案例管理的6名社区福利师为对象，收集资料并进行分析，调查了社会工作案例管理的系统性的超级规划，探讨社会工作的家庭介入经验。结果显示，“无法靠近复杂交织在一起的家人”、“以自己的方式努力，想要放手”、“渐渐看到的变化会有希望”、“我周围出现了坚实的篱笆”等4个主题。Kim和Young-Ryae（2015）探讨了社会工作者的内涵与本质在社区福利中心案例管理团队中实践案例管理的经验。对案例管理团队进行了个人深入访谈，结果显示，应该采用人文教育、哲学、伦理、价值观和发展培训方法，使社会工作者了解案例管理的概念和实践，改变案例管理结果的定义，包括扩大客户网络，加强社会工作者的定性评价能力，重新思考社区福利中心的组织体系。王杨（2016）认为路径依赖跟结构张力阻碍了社会工作嵌入社区治理。作者分析了“慈善社区”创建项目，分析社工机构在进入、服务和互动等环节采取的借助个体关系进入政治结构的进入策略、社区资产和资源动员的服务策略、社区代理人和社区工作者互动策略，能够有效嵌入社区治理工作，实现创新治理的目标。因此社会工作需要化解“共同体困境”，打造合作网络，促进内生型社区治理的健康成长。邓雅丹、葛道顺（2019）认为社工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治理工作中进行精细化治理大势所趋，需要进行系统化资源管理、特色化服务理念、精准化服务对象和品牌化工作方法。对多元化需求的精准区分是前提，统筹进行资源分配是基础，特色化的服务理念和品牌化的工作方法共同促进了社会工作在社区管理工作中的个性化。然而在精细化管理的过程中，需要防止过度追求，要关注公平正义，兼顾到弱势群体。李燕（2021）对新冠疫情期间某社区防疫现状进行了调查，认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用社会工作的专业力量，采取开展项目的模式，加强"五社联动"，社区治理共同体，整合各方的力量，构建出常态化的社区防疫系统，以控制疫情的发展。商佳一等（2021）从社会工作的视角，以G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为例，研究了社会工作功能的作用。认为“三社联动”下，社会工作者应该将自己定位成融合价值观念者、协调差异化利益者、链接社区资源者、具有专业水平的建设者。社会工作需要坚持党建工作，开展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社区工作，来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提升，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3.有关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存在不足的研究
曹海军（2017）认为作为社区治理的优化模式，“三社联动”可以促进社区治理从“行政化”转变成“社会化”。但是，目前的环境下，三社联动、政社互动发展还较慢，所以需要从街道和社区两方面进行，将社区的“三社联动”和政府有效连接起来，给“三社联动”提供资源和平台。街道—社区的协调、协作和合作机制可以促进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也能够不断加强社区服务的功能。胡承广（2020）认为杭州市下城区借助社区资源，“社工转型”使得行政性的半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转化成了专业性的社会工作，促进了社会工作者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和职能的专门化，并且使得社工脱离了社区行政工作的束缚，解决资源短缺问题，使得社工有了专业的归属感。因此充分突出了社会工作“服务型”的特质，提高了社区服务的质量。陈琪（2021）认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社会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主体间地位、资金投入、服务、居民乡土情结等因素使得社会工作出现了角色模糊、专业性不足、资源整合不足等问题。因此从协同治理理论出发，社会工作在协同社区治理共同体工作时进行对话，那么社会工作能够改变上述现状，发挥专业能力和角色优势，在各主体间实现高效互动，提高社区治理水平。魏浩(2021）考察了对H社区的治理工作，认为社会工作嵌入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出现一些不良现象，比如专业性不强、角色模糊、实践权力受限等。因此需要加强社会工作的人才培养，提高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水平、厘清角色、赋予合适的权限，以此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工作中社会工作健康发展。房莉杰、刘美洋（2021）将一个社区里三种社工介入社区管理工作的模式及不同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三种模式的自主、专业和社会性各具优劣。因此应融合三种模式的长处，形成多元社区良性治理。但是，由于三种社工地位不平等，其间在服务理念、工作方法目标也不相同，因此出现了行政化依附的问题。所以可以平衡社区治理工作中的社会工作“生态系统”来行政化。
关于项目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运用的研究，学者都给予了充分关注。
1.有关社区治理中项目制活动作用的研究
Agustin Robles-Morua（2009）研究了实施废水处理系统以解决墨西哥西北部农村社区环境和公共卫生问题所面临的挑战。墨西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生的水和卫生权力下放的政治安排，要求社区达到废水处理标准，但没有得到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技术和政治指导，因此社区无法实施有效的计划来处理社区产生的废水。在这种情况下，联邦社会发展署促成该地区当局与一个学术机构之间的合作，导致了废水处理项目的成功设计和批准。这一成就可归因于采用有效的合作战略，根据当地社区的需求和能力调整项目，将社区定位为项目的领导者和所有者。因此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认识到，社区参与水和卫生项目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战略。遵循这种方法的主要优点是，如果参与能够鼓励项目的主人翁意识，那么项目的好处更有可能长期延续。曹海军（2017）对两个社区进行了考察发现，出于地区发展、专业能力、组织架构、治理水平的差异，两个社区分别选择了岗位制与项目制“三社联动”购买模式。其中一个社区的岗位制丢弃了社会组织的目标追求和运作方式，采取从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这种政府式结构机制极大地降低了协作性。而另一个社区则采用了项目制，基于责任、包容、信任、参与的理念，主体形成了伙伴关系，促进了协作关系的形成。方勇（2018）认为目前对项目制是探讨主要针对在传统行政发包，较少关注社会治理项目制运用。作者以上海市C社区基金会作为研究对象，对政府主导下的社区基金会的项目制进行了深入考察和思考，就其生成和运作进行探讨，分析由政府治理朝社会治理转变下三种项目制的不同。研究表明，在发展上看，政府对社区基金会的培育起着主要作用，包括发起、构架和资金支持；在过程中也有方向主导和动员帮助的作用，包括项目的发包、抓包、接包和实施、评估验收和定期上报等。政府需要提高服务效率，进行回应相关问题，减少社区服务的运作、监管成本，减少资源筹集的困难，不断进行风险转化，创新政府的逆行政化。研究还表明，项目制社区基金会是内隐的柔性控制，这种机制可以促进对上述要求的满足。
2.有关社区治理中项目制活动存在不足的研究
孙九霞、杨莹（2018）从项目制的角度，研究了方村“传统村落旅游非政府组织”项目，指出其发展存在的困难，包括旅游合作社是经济高度依赖政府，且参与的组织和个人极少，文化中心也难以修建。而这种帮助村民自主发展、脱贫致富项目难以发展的原因在于以下三种冲突：事本现实跟人本理想、个体工作跟组织志愿，村民公共精神跟个体利益取向。刘安（2021）对南京市B街道项目制购买进行了研究，发现项目制购买是自上而下推动，不是从社区共同体出发的。在项目实行中，由于社区社会组织依赖行政服务购买，其目标也和行政目标趋同，组织成员存在“半行政化”现象。社会组织的科层化，并且各组织间没有联结的通道。这些导致了社会组织“悬浮”于社区之上。
3.有关社区治理中项目制活动方法的研究
孙宇凡、蔡弘（2018）认为作为重要治理方式的项目制受到学界广泛的重视，但因对其边界和演变的关注不足，研究工作的空间和生态学意义难以提升。作者基于安德鲁·阿博特的边界过程理论，考察了L区“社区民生”项目。根据该理论链接不同领域的联结机制、采用制度方式的合法化机制、厘清与选择事项的纳入/排除机制等三个机制来解释该项目在这个过程中，边界从生产、异化和质疑，直到形成正式边界的过程。方英（2020）研究了广东省采用项目制，培育、促进社会组织的创新举措。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主体是部分事业单位跟政府部门，项目制培育了一批社会工作机构，构建了新型的政府跟社会组织关系。因此，项目制下，社会工作机构和体制内部门、社会工作机构和街道办、居委会之间需要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在社区服务工作中构建彼此的合作与信任，要在明确不同方的边界基础上进行合作，包括明确组织架构、专业服务、服务合同边界等。杨海华(2020）认为政府对农村社区教育项目制购买，对于居民终身和个性化学习有很大的推进作用。作者基于新公共管理与代理人理论，分析该项目制服务供给、承接、消费、评估主体等要素，厘清了项目的确定、采购、管理和终审的流程，提出了关于项目制服务实施的建议，要求健全政府购买相关服务的体制，转换政府角色，加强主体的专业性，不断发展政府购买农村社区教育服务。张胜军、孙建波（2021）认为项目制治理对落实政策，促进社区教育质量的提升，对教育资源的丰富也有很重要作用，并且有助于教育政策的实施。但是，项目制治理也有其不足，可能会存在异化目标、“项目依赖”化路径、碎片化样态和结果的“马太效应”等，所以需要辩证对待，在倡导社区教育项目制的同时，防止不良效应。
通过回顾国内外关于社会工作嵌入社区治理和项目制模式进行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社区治理处于由政府主导的社区多元共治的转型期，在这个时期积极寻找将社会组织和居民有效地再组织化的途径是迫切需要，项目制治理正是基于这样需要的一个创新。通过对以往项目制研究文献进行分析，我们将项目制看作是基层治理方面的创新体制，有着广泛的实践天地。学界对相关的方面也做了较深入全面的探讨。但是就现有的研究成果看，社会工作嵌入到社区项目制工作的研究还不足，既有研究不能全面覆盖此项工作的内容，对其深度、广度的发掘也不够，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细致且全面的研究。
本文是基于社区治理、治理与善治、项目制等理论研究成果，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原则，根据研究内容和研究特点，确定研究方法为文献研究法、调查问 卷法、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案例分析法。
本文的研究内容是以社会工作嵌入DT 街道“创享计划”的具体实践活动为基础，以社区治理和项目制的理论为切入点，重点研究项目制技术和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对提升居民参与能力、动员多元主体参与、对社区资源进行挖掘和再分配、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推动作用。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文献回顾、材料分析和实践案例分析等三个方面。文献回顾主要是将国内外关于社区治理相关理论及项目制的治理实践等相关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和梳理，探寻项目制和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材料分析是对收集到的问卷进行分析和梳理，总结“创享计划”实施后对社区治理的影响，尤其是提升居民参与方面的作用。实践案例分析结合访谈资料、档案资料及笔者的参与式观察资料等，对利用项目制技术、运用社会工作方法而介入社区治理的实践活动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案例的剖析和研究，总结成功经验、分析不足，提出今后相关研究的意见建议。
（一）文献研究法
随着国家对社区治理的重视，对其展开研究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创新要求日 益加剧。因此，学界关于社区治理创新的研究越来越多，针对问题和不足也提出了更多的完善策略和新的路径选择。对此类研究文献进行回顾，重点关注通过项目制运作，提升居民参与、居民自治水平，加大社会资源整合及项目制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掌握以往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经验和成果。在对案例进行分析时，也翻阅了大量了的案例相关材料，比如各年的 DT “创享计划”的《优秀案例集》、 创享中心的历年工作总结、项目档案材料以及笔者作为提案人、协调员等身份参与的一些会议笔记、工作日记等。将这些实践材料对照以往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进行比对分析，验证分析社区治理路径体现的社会治理理论。
（二）访谈法
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原则，提前列出访谈提纲，列出访谈对象名单，然后 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对访谈对象提出大致问题，在访谈过程中根据受访者 的回答调整或进一步拓展访谈问题，从而更多了解与项目制技术和社会工作方法 相结合介入社区治理密切相关内容。因DT街道在运行项目治理之前，特成立了社区创享中心，负责运作每年的社区“创享计划”，并在各项目实施过程中对社区自组织进行孵化和提升。故本研究的访谈对象首先是创享中心负责人及工作人员，此外，对项目的提案人、协调人、观察员、社区及街道的负责人等也进行了访谈，涵盖了项目运作全过程的各主体及权力结构，为掌握建立新治理机制的详实资料奠定基础。
（三）调查问卷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街道的15个社区发放了450份问卷，通过对问卷进 行分析，分析项目化运作对社区治理产生的影响、带来的变化，归纳 DT 街道社 区“创享计划”在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以及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方面的效果和不足。
（四）参与式观察法
笔者作为提案人连续四年参与社区“创享计划”的四个项目实施，并作为社区协调员参与了亚运新新家园社区和慧忠北里第二社区的四十个左右的项目运作，深入到“创享计划”实施当中，多角度、多视野地全程观察了“创享计划”的运作，掌握了项目运作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获得了很多的直观直接资料。在 DT 街道社区创享 计划中，大多数项目都对参与的居民做了满意度调查，此材料也作为档案资料的一部分列入分析材料中来。
（五）案例分析法
本文将使用DT街道社区“创享计划”关于项目制介入社区治理实践活动的一些现实案例，通过对案例的剖析和研究，对项目制介入社区治理进行实证分析， 总结成功经验，分析不足，进而尽可能丰富相关理论。总之，本文试图综合运用以上方法，发挥每种收集资料方法的独特优势，力求达到资料收集的全面性、真实性，对案例的实际运行情况详细分析，为创新项 目制社区治理提供帮助。
............略
